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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
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他说，那段引起北大学生争议的《论语》段落是说，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应该随意揭发父亲。杜维明教授说，《论语》确实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儿子不分事情原尾立即举报父亲，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这是不通人情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对正义需求的程度也不同。 儒家传统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桑德尔笑着说，他儿子就坐在观众席里，他希望儿子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包庇。 大家都笑了。 他接着说，他热爱人文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喜欢在具体的人与人关系的情景中理解体会人文主义。 紧张矛盾的关系永远是政治的一个主要特点。 从个人这个个体到社会这个大群体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范畴，正是在这个范畴里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公共空间。 在这个中间地带，如何划分什么属于“私”的，什么属于“公”的，这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不是固定的。
时间很快就过了两个小时。主持人巴巴教授说：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大的调节、对话、阐述的空间和需要；就让我们以此作结吧。■
八十九 杜维明离开哈佛，前往北大之际
迎来七十寿辰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维明也在追寻这一境界。
现代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同时他迎来了七十寿辰。为此，4月10日，哈佛大学多个系所联合为他举办了为时一天的学术会议。
这些系所包括：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哈佛亚洲中心、和哈佛艺术与人文院院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Arts and Humanities）。
会议的题目是“从各种视角看中文世界”（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Wilt Idema 教授主持会议，十几名哈佛教授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发言。
杜维明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职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至今；从1996年到200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曾获多种荣誉称号，包括1988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es and Sciences）院士，2001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文明间对话杰出人员小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员。
肯定成绩
在介绍完杜维明个人简历和学术成果之后，系主任Idema说，杜维明赴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正逢也是儒学在中国复兴之际。儒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过时的传统，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活力的传统；人们谈论它，辩论它，受它的影响。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人们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a living tradition）。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Elizabeth Perry主要讲杜维明作为燕京学社社长的贡献。他说，杜维明是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是任期最长的社长，也是第一位有亚洲背景的社长。他把自己对亚洲的熟悉和洞察力带进了燕京学社，增强了学社的信誉，扩大了各种项目。在他的领导下，从中国大陆来哈佛的访问学者数量迅速增加；这些学者屡次表示，他们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学术生涯。
Elizabeth Perry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政府系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本书之后，杜维明一直在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亚洲文明对这项事业有重要贡献。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仿佛教徒对宗教的重视，以致于不断学习、兴办教育的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杜维明在任期间，燕京学社的基金（endowment）从8500万美元增长到2。3亿美元。
Elizabeth Perry说，“或许麦克斯·苇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应该写新教徒伦理（protestant ethic）而应该写儒家伦理。”观众都笑了。
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Perry说，虽然我们为杜维明离开哈佛而难过，但相信杜维明一定是跟从他的心灵，做他想做的事，也一定是正确的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历史系教授叶文心（Wen…Hsin Yeh）寄来一封贺信，由一位哈佛历史系教授宣读。信中回忆1975年春天，叶文心还是一位学生，正在在选择读哪个研究生院，把伯克利与哈佛相比较。当时，杜维明正好在伯克利教书。他说，你一定要选择伯克利，波士顿的冬天寒冷难耐，漫长无比，和这里的气候根本没法比。叶文心最后选择了伯克利，成为杜维明的学生。叶文心说，杜老师总是把她的研究课题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使她的题目更有意义，也使她显得比实际更聪明。她欢迎杜老师在任何时候回到伯克利，无限期的居住，既可以躲避波士顿的冬天，也可以躲避北京的沙尘暴。
哈佛亚洲中心主任Arthur Kleinman 教授发言说，杜维明来哈佛教书的时间与他自己差不多，他们是近三十年的同事。他敬佩杜维明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与科学等交叉学科。其中，杜维明在创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这个概念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对他的人类学领域（anthropology）来说是一个根本变化（a major intellectual shift）。在哈佛教书几十年，他还不知道任何人对中国学者思想的影响有杜维明这么大，这么深远。
费正清中心主任William Kirby称赞杜维明在燕京学社的领导作用，在哈佛大学教书育人、促进学习气氛的贡献。他说，杜维明离开哈佛大学去北京大学是“哈佛的损失，北大的收获”。
中国古代史教授Peter Bol说，杜维明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他敬佩杜维明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精华，思考中国当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能力。他试举三例，形象地描述作为老师的杜维明。有一次，杜维明走进一个坐满了研究生的大教室，张口就说，“你们都是新儒者（Neo…Confucianists），尽管你们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次，Peter Bol邀请杜维明到他的班里讲儒家思想。那个星期，杜维明正好没有时间。等杜维明下周来讲的时候，课程已经到了讲道家思想的时候，所以杜维明只能讲道家思想。事后，Peter Bol问学生，杜维明讲得怎么样。学生回答，“好极了，现在我们都信奉道教了。”Peter Bol心想，难道儒家没有任何对道家的批判吗？大家都笑了。Peter Bol说，杜维明曾经一连好几年在哈佛最大的礼堂 ——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容纳将近一千人）——讲儒家思想，学生人数比现在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课程里的人数还多。Peter Bol问学生，为什么杜维明如此受欢迎？学生回答，“因为杜老师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实际上还好。”
会议中也有点滴趣闻。午饭过后，会议主办方特意留出十分钟时间给杜维明的妹妹杜维滇，让她从家人的角度介绍杜维明。杜维滇是居住在美国北卡州（North Carolina）的一位科学家，她用一组照片说明杜维明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杜维明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二，也是母亲最喜欢和最懂事的孩子。照片中最稀有、也最珍贵的几张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的昆明照的黑白照片。在破旧棉衣、棉裤包裹下的童年杜维明依晰可见。以后上学、工作和接受各种荣誉的照片就不必细说了。
部分学术内容
杜维明于曾1991年在Daedalu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出版的季刊） 发表关于“周边”（periphery）与“中心”（center）关系的论文，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的发言即围绕此展开：“文化中国，多文化中国，超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Multicultural China； Transcultural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