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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
巴巴教授邀请了四位评论员。第一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Jane Mansbridge教授。她指出，桑德尔在讲演中似乎把一件事的目的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有双重或多重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大学的任务既是办教育，培养人才，又是作研究，拓展知识前沿，不一定其中一个目的就比另一个目的重要，更不是非此即彼。桑德尔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但强调这些相互交差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目的需要在真正透明的、宽容的公民社会，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协调统一。
第二位评论员是哈佛政府系Harvey Mansfield教授。 他最近的新书叫《男子气概》（Manliness）。他的发言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一本名为《谁真正在乎？》（Who Really Cares？）的书用数据说明，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一般是共和党）每年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s，一般是民主党）的两倍。 民主党一般主张通过税收等刚性措施，杀富济贫，而保守主义者则显得更加慈悲为怀，通过主动自愿的捐款帮助穷人。
桑德尔回答，一个社会有可能有太多的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其他价值可能被忽略或压制了。“例如，我和巴巴教授一起去吃中饭，如果我们两人把帐单严格的一分为二，这样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这样斤斤计较有损于我们同事间的关系。”巴巴教授插言，“那就做得太没有男子气概了。” 大家都笑了。 桑德尔接着说，“另外，我还知道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律师合写一本书——我不会点名他们是谁。 他们在合作期间经常一起吃中饭，但从来没有任何一方付另一方的饭费，也没有轮流请客。他们总是各买各的饭，各付各的帐。原因是，如果一方请客，那么另一方就会有动机多吃，或者点贵的菜。至于为什么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给慈善机构捐款多，他们更加慈悲为怀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普遍比自由主义者挣得多，收入高。”
第三位评论员是哈佛法学院助理教授Jeannie Suk。她的发言有强烈的法律视角。 她说，桑德尔在提倡讲道德，追求正义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主语”——谁应该讲道德，谁要追求正义。如果说，每个人或每个社会要讲道德，这是一回事；如果说国家机器也要讲道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家与宗教、伦理分开就是要保持国家的中性（neutrality of the state）。试想，一个法官怎么能抛开法律程序不管，让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断案，甚至主导断案呢？桑德尔回答，他倾向把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或public life）和私有空间（private sphere或private life）的界限模糊一些。他知道，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liberal political thought），这个界限非常清晰。他认为，这个界限到底应该在哪儿划分——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也应该通过公开讨论、辩论得以界定。 正是因为人们在公共空间尽量抑制价值观的影响，单纯地强调程序，我们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才如此形式多于内容；意义就更罕见了。
第四位评论员是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2年的中国思想史教授杜维明。他赞同培养美德、人品的重要性和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的问题是：在我们共同追求好的生活和普世价值观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遵循？例如，一种原则可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种原则可以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前者是儒家和犹太教的传统，后者是基督教的传统。你认为哪一种原则更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
桑德尔思考片刻，然后说，“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赞赏杜教授一直在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但指出从事这项事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间找到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点或普世原则。他担心这样做以后，找出的基点太抽象，以至于失去实际意义。他更倾向另一种途径：找出各种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分析、分享、交流这些文献中隐含的文化传统和特点。这样文化交流就具体化了。当然这样做，也可能有另一个问题： 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文献有不同的理解程度，或者有根本不同的理解。他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他让学生先讨论John Stuart Mill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中的一段话，再讨论《论语》中的一段话。学生们对《论自由》没有什么异意，但对《论语》中的一段话却各抒己见，僵持不下。这次讨论既是一次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同一文化内的交流。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最重要的意义是与会人员有开放的态度和胸怀倾听不同意见。
在自由提问时间里，坐在观众席上的Stanley Hoffmann教授第一个发言。他是哈佛政治系一辈子研究欧洲政治、历史、文化的年过八旬的老教授，与桑德尔共事了三十多年，很看重他。他说，公开提倡“美德”（virtues）、让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都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打破了“公”与“私”的界限，强迫人们有同样的价值观。 什么是“美德”？“美德”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 而对于自由的标准、福利的标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 桑德尔反问，有没有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危险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呢？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个人主义至上的政治思想都各有各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不同的选择。
Harvey Mansfield教授这时说，他也是一个有美德、讲道德的人 大家都笑了。他说，他不能接受桑德尔对刚才他的问题的回答。在《谁真正在乎？》这本书中，作者把旧金山这个城市（民主党为主）和美国中北部的North Dakota这个州（共和党为主）加以比较。两个地方的人口差不多，但旧金山的人均收入高出很多。即使这样，他们给慈善机构的捐款也只是North Dakota的一半。民主党在税收政策中倾向杀富济贫，表面上看，这是有道德的正义之举，但正是民主党人忽略了慷慨、慈悲这些美德。
杜维明教授说，他理解对“美德”的定义和标准的担忧，但强调培养美德和人品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社会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的过程。他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空间。一种是private； 例如日记，完全不能公开。另一种是自己的，personal，但完全可以公开交流。例如，对有代表性的文献《论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切身体会，这些都可以相互交流和学习。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佛文理学院是否可以包括宗教研究（study of religion）。 宗教是每个人心灵上的事情，研究宗教是在研究personal 事情，不是公开private事情。
桑德尔举例说明宗教道德与政治生活关系的变化。 1960年当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选民担心他是天主教徒。肯尼迪辩解，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完全是私事（private），不会影响他作为总统（public office）的任何决定。 四十六年以后，奥巴马在即将竞选总统时，用充满宗教色彩的语言四处讲演，阐述他相当激进的政治主张（progressive political agenda），与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截然相反。公民社会中公开辩论的内容和倾向总会不知不觉的影响国会——法律制定者，进而影响法律本身。如果一定要坚持国家中性（国家与宗教道德分开），那么桑德尔认为，这个议题——国家是否应该坚持中性——也应该在公民社会中展开讨论。
第二个观众提问是关于宗教战争的：如果战争即将爆发，我们是否还要做最有道德的选择？桑德尔回答，他说的是一般原则，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做特殊处理。这时巴巴教授插言，或许保持道德正义和其他目的紧张矛盾的关系（keep this tension alive）就是捍卫道德正义。
第三名提问的观众说，她认为肯尼迪在1960年的声明和2006年奥巴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肯尼迪意在排除天主教对总统处理公务的影响，并不排除道德对总统的影响。巴巴教授说，我们的确不能把道德等同于宗教。
第四名提问的观众是一名中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