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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20日他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反对指责美国储蓄不足的理由。他承认，美国人从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率极低（saving out of US personal disposable ine），即使加上公司的储蓄（corporate savings），私有储蓄（private savings）也很低；美国政府赤字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就非常高了，这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动用财政刺激政策（2009年2月国会通过），给政府本来就庞大的赤字火上浇油。
但库珀支持2009年的财政刺激政策。他认为在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可以逆流而上，增加总需求，带动私有经济发展。他并不是一味地主张“大政府”，而是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人下意识地把经济生活中的成功都归结于私有经济的功劳，把经济生活中的失败都归结于政府政策的错误和政府对私有经济的干预。这种思想在库珀看来，是极其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平、透明、高效的运作平台，私有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蒸蒸日上。而政府提供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是需要强有力的税收支持的。
库珀曾经反对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认为那些支持减税的理由（降低边际税率会减少福利损失，提高税收效率）只是在抽象的逻辑中成立，在实际生活中的效果微不足道。他认为大多数人在决定是否接受下一个项目，下一份工作（additional work）时会考虑很多因素，但自己的边际税率多少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对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人，边际税率就更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他认为这两次减税只会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为什么家庭和国家应该储蓄呢？家庭储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提供养老保险，以防万一（例如暂时失业等），或许给后代留下一些遗产。国家储蓄是为了投资，为了经济增长，为了今后有更高的收入。
对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来说，它的储蓄与我们从国家宏观统计账户里（national accounts）得出的数据非常不同。家庭房产的增值，购买的耐用品（例如汽车，冰箱等），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花销会增加这个家庭今后的收入，是一种投资，而我们从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储蓄完全不包括这些。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所以消费更加大胆。虽然有不少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但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储蓄决策，在库珀看来，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储蓄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呢？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即使在古典经济学中，也是技术革新，而不是纯粹的资本积累。诚然，不少新技术就包括在资本（机器）当中了，但这说明高投资（总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是净储蓄，而是总投资。虽然美国国内储蓄很低，但美国得益于大量外资涌入，总投资情况一直很好。
其次，资本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在降低，而资本的质量（quality of capital）在提高。同样多的储蓄现在可以买到更多的更好的资本产品（例如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等产品）。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增加产出需要的新增资本在减少。所以我们从统计中看到的用美元度量的新增资本低估了质量的提升。
再次，库珀继续刨根问底，我们为什么追求经济增长呢？如果美国的储蓄更高，美国经济或许能够增长更快。但经济增长更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比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生活已经富裕了无数倍。再要求我们的祖辈生活得更节俭，为了我们而储蓄得更多，是不道德的。除了小布什和他的朋友非常在乎给后代留下财产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给后代留下很多财产，因为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创造自己的财富，不应该依靠祖辈的遗产。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技术革新的良好势头，继续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在经济好转后减少财政赤字，即使我们不增加储蓄，我们子孙后代的物质生活也很有可能比我们更富裕。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在2004－2006高达GDP的5％以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有必要制定经济政策逆转赤字。库珀反对这种观点。
首先，他区别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中的不平衡与经济模型中的不平衡（disequilibrium）。这两种不平衡有本质的不同。全球不平衡中的不平衡是很有可能持续的。至于这种不平衡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
其次，人们常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每年5000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平均每天从外国借债将近20亿美元。”库珀说这种解释是错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或盈余）等于资本账户的盈余（或赤字）。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恒等式，并不意味着恒等式的左边导致了右边，或右边导致了左边，或谁管谁借钱。资本的流动在自由经济体系里其实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没有任何一方是被迫的。如果你不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完全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游戏。
库珀对这个恒等式的解释是：美国资本账户的盈余被用于填补支持经常项目的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在支持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上了。在他看来，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储蓄不足，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剩，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石油国家的美元主要是因为油价飙升）。他们国家内部的投资环境没有美国这么好，投资机会没有美国这么多，没有办法吸纳这么多的储蓄，或者可以吸纳，但投资回报没有投资于美国的回报率那么好。
库珀认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的自然生育率和相对宽容的移民法保证了美国人口不会像日本和意大利那样萎缩。相对于新兴市场，美国有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机制灵活，政治稳定。美国政府虽然债台高筑，但美国国债（treasury securities）的市场广度、深度、流动性几乎无与伦比。
那些储蓄过多的国家应该把用不了的钱放在哪儿呢？投资哪里能比投资美国更好呢？即使那些国家的私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能投资美国，那些国家的政府也会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尤其是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以保护出口企业的国家更会这样做。只要不走极端，他们的想法及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4年11月1日，库珀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具体分析美国国际净投资态势（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的可持续性及利弊关系。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增加，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多于美国人在外国的投资的部分）继续增加，那么外国人就会拥有更多的美国资产（claims on US financial assets），就会有更多在美国的投资回报（yields on the seas sets），美国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就要给外国人（foreign claims on US output），美国人的收入就会因为把“饼”的一部分分给外国人而减少（reducing US ines）。但是库珀指出，这种逻辑没有把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经济做的贡献考虑进去。如果没有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美国人生产的“饼”的本身就会更小，除非美国人自己在国内的投资足够大，顶替了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
2008年夏，库珀在《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长篇论文《全球不平衡：全球化，人口变化趋势和可持续性》（GlobalIm balances：Globalization；Demography；and Sustainability），综合阐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意味着储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最佳投资机会，在本国投资的偏向（home bias）越来越小。根据他的计算，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减去美国在外国的投资，即资本账户的盈余，不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会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继续扩大。因为资本账户的盈余等于经常项目的赤字，所以经常项目的赤字也会继续扩大。加之美国的人口和制度优势，美国会继续吸引大量的全球投资。
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