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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出现了“原籍国家”或“原出处国家”的概念（country of origin），任何进出口产品都贴有原籍国家的标签以避免逃税漏税的问题。
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的是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它要求会员国家对联盟以外的国家有一致的关税，这样以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关税联盟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需要国家放弃更多的主权，也就更难以形成。
在世贸组织以外的自由贸易区（或关税联盟）从总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种联合的结果到底是贸易增加（trade creation）大于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还是贸易取代大于贸易增加。一个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应该选择从一个区外的国家进口更便宜的产品但上缴关税呢，还是选择从区内的另一个国家进口比较贵产品但免关税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增加贸易；如果是后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取代贸易。
有学者认为贸易取代会大于贸易增加，因而反对世贸组织以外的任何自由贸易区；但有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在短期内不现实，这种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是很好的从短期向长期的过渡；还有人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是不同的。所以，业界没有定论。■
四十二 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吗？
安查思教授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吗？12月15日，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在最后一堂课上，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工业化。但选择保护幼稚行业（Infant industry）的国家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保护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保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认识到这种政策不行，因为保护主义使那些低效的企业苟延残喘；多年的保护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以各种理由强调保护政策的重要性，反对取消这些政策。
实行开放贸易政策之后，有研究表明，通过优胜劣汰，生产效率增加了。但是在取消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放政策也在实施，所以很难说，生产效率增加就是因为自由贸易政策。安查思说，自由贸易在实践中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目前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开放的国家就会经历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富有国家吗？计量学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一般都比较开放，即贸易总值占GDP的比例比较大。但这并不说明开放贸易就能增加人均GDP；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国家富有，然后一个国家因为富有，才增加贸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l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David Romer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使得惟一可以影响人均GDP增长的变量就是贸易的程度。1999年，他们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以“贸易导致经济增长吗？”为题发表了论文，总结说越开放的国家就会越富有。还有其他研究表明，贸易越自由的国家就越有可能经历高增长和高投资，但计量学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
与拉丁美洲相比，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经历了30多年8％－9％的年均增长率，贸易占GDP总值的比例也非常大。他们的增长模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别效仿。
但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了自由贸易，其实他们也运用了关税，进口配额和出口补贴等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在程度上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也运用了包括贷款补贴、科研补贴等一系列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ies）。他们的例子说明，贸易保护政策不一定不利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保护政策。
有学生问，亚洲四小龙出口带动增长的成功和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是否说明出口带动增长比进口替代对发展经济更优越？
安查思回答，这些国家太不相同，同时变化的因素太多，没有办法确认一种增长模式比另一种更优越；高出口也有可能是高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无法肯定。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Alwyn Young通过计量分析总结说，重视教育，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主要是原因。所以众说不一。
谈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安查思的理论基础和利弊分析与萨默斯基本一致（见以前的《哈佛笔记》）。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家都接受有关贸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TRIPs）。安查思说，就实施这个条款对产品价格，市场竞争和创造发明的影响，不少经济学家都进行了分析，但结论不一，没有共识。
他个人在保护医药产品的知识产权方面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这并不是因为我更加大公无私，而是因为艾滋病或其他传染病都有很大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如果其他国家的病人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这些病就有可能传染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查思说。
最后，安查思简短地提到劳工标准、童工权利、环境保护与贸易的关系。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被提到贸易谈判的议事日程上有它的道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难区分这是不是在掩盖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增加贸易与使用童工的关系。童工使用数量是公司秘密，所以很难找到数据进行研究。也不能确定贸易与破坏环境的关系，因为即使没有贸易，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也有可能破坏环境。■
四十三 奥巴马新政的三个争论点
进行财政刺激，减税还是增加政府开支呢？如何平衡长期增长与短期增长的矛盾？增加政府开支，如何既“迅速”又“有效”？
奥巴马1月20日就任美国第44届总统的前后，大多数经济学家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825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
实体经济持续下滑，美联储的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Federal Funds的利率）已经趋近于零，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有限，所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势在必行。这是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减税还是增加开支
但是，如何进行财政刺激呢，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呢？这是经济学家中的主要分歧之一。
标准的宏观经济教科书中都讲到凯恩斯的财政刺激理论。凯恩斯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最根本解释就是总体需求不足；在私营企业和个人不愿意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政府必须增加开支来弥补需求的不足；政府多花一块钱会带动私有企业和个人投资和消费，从而制造大于一块钱的经济需求和供给。这个扩大效应叫做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在经济模型中通常设置为m。
m有多大是辩论的主要焦点之一。哈佛大学宏观经济教授曼昆非常关注估算m的各种研究论文，不同的研究显示不同的结果。m越小，增加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就越小。
经济学家Bob Halland Susan Woodward认为m大约是1。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Valerie Ramey认为，m大约是1。4。
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增大开支的效应应该大于减税的扩大效应，因为政府开支是百分之百的开销，而人们可以把由于减税而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小于政府开支。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增加总需求就是要鼓励消费。按照这个思路，减税的策略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因为一般来说，穷人的储蓄率要低于富人的储蓄率。
但是，新上任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ristina Romer和她的先生David Romer合写的论文显示，通过减税的扩大效应大约是3。
如何解释政府增大开支的效应小于减税的扩大效应呢？曼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