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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那么多项改革,因此IMF应该只注重其中几项可检测的重要指标。”
“我的目的是让你们了解对‘华盛顿共识’看法的复杂性。”他最后总结。
课堂结束前,萨默斯点评,近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给学者和政策制订者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例如,经济规律和理论是一成不变的吗?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成功与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环境?外国专家到底知道多少?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说,应该如何协调各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尊重各国的主权?如何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管理好金融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是应该更多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更多的依靠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的发展?如何制定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又减少不必要的“勒紧裤带”?如何完善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处理好近期的经济增长和远期的经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他说,处理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尺度,掌握好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
二十二 对话鲁宾
萨默斯与鲁宾在课堂上“唇枪舌战”,两任财长的话题从中国的汇率延伸到美国的民主政体
4月17日,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来到萨默斯任教的课堂,就国际问题进行座谈。
萨默斯向学生这样介绍原来的顶头上司——现任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鲁宾曾在高盛工作26年,1993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任,1995年1月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卸任时,克林顿总统称他为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后最出色的财政部长。所以我卸任后,他只能说我是鲁宾之后最好的财政部长了。”萨默斯风趣地说。
在萨默斯和Pritchitt教授的陪同下,鲁宾坐在讲台中间。
萨默斯首先提问,“如果你是IMF的管理主任;一个固定汇率的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固定汇率眼看就不能维持了。但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固定汇率,因为正是固定汇率将以前的高度通胀稳定下来。这时,你会怎么办?”
鲁宾幽默地说,“我会和在财政部工作时一样,遇到棘手问题,就打电话给萨默斯,问他我该怎么说,怎么做。”大家都笑了。
“我会有条件地提供IMF资金援助,但也会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使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增长。”鲁宾迅速地把球踢给萨默斯,“与此有关的是,中国的汇率很长时间以来,基本盯住美元,现在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萨默斯,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总理,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笑了,“如果中国总理派一个学生听我这门课的话,我希望他告诉总理,中国有三个选择——或者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浮动利率,或者关闭资本市场。因为完全关闭资本市场很不现实,所以中国总理的选择只有前两种。为了控制通胀而实行价格管制,很不明智,只会适得其反。我希望这个学生转告他,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固定利率更重要。当然,总理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许多。如果升值得太多太快,会使实体经济波动太大。’我会说,‘固定汇率迟早会有不稳定的时候,中国应尽早建立浮动汇率机制。当然我也理解总理需要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解决上百万人口进城就业的问题。’”
萨默斯有意收住话题,继续向鲁宾提问,“在这门课里,我们基本持支持国际化的观点。尽管国际化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使现有的国际机制更加合理有序,从而推进国际化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在说,你我曾经努力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有种种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对自由贸易不满,他们的说法也有了土壤。对此,你怎么看?”
鲁宾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争选票,竞相说NAFTA的不好,似乎谁最憎恨NAFTA谁就可以赢得更多选票。这种气氛不是不明白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因为美国十几年来薪资中值(median wage)一直没有提高。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太过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
他接着反问萨默斯,“现在中国和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和美国人一样高效的劳动力。有人说,以前8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达国家,20%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效率提高,6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40%的好处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例如中国,并不是均衡条件下的汇率。你怎么看?”
萨默斯说,“这涉及为侵占市场份额而设置的掠夺性定价问题。出口国可以有意贬低本国货币,增加出口,等进口国的同等行业被击垮后,再提高价格。但我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量。再说,也要看在美国被击垮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新英格兰地区很多年前,一直是制造鞋帽和纺织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行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化学高科技和金融行业。这不是坏的变化。”
他再向鲁宾提问,“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会不批准紧急救援贷款,你决定动用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来稳定墨西哥汇率。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国会来做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做决定?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
鲁宾回答,“我最近和一些人讨论过,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民主体制已经不能作出今天所需要的艰难的选择,已经失灵了。”
萨默斯追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具体的细节,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剔除?国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而具体细节由技术精英来决定。”萨默斯同时举例说明民主决策的无效,“例如,大多数的国会参议员都认为,美国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劳民伤财,应该被关闭。但如果某一个议员的州内有一个军事基地要被关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他会想方设法阻止这个议案在国内通过,因为任何一个议员也不可能回到他的家乡对选民说,一个雇用多少人的基地,在他任期内被联邦政府关闭了。”
萨默斯继续提问,“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政府都会用纳税人的钱为几个陷入危机的大金融机构买单。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设置?
鲁宾说,“我认为,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总会有阶段性的危机和动荡,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雨俱来时,各种问题都会同时暴露。但我也思考过那些非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我发现那些金融体系的问题,比我们目前体系的问题更多。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开放市场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是要完全避免风险,而是要加强金融体系预防整体风险的能力,同时享有开放市场的优势和好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体制经常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做最优选择,而是走极端——按当前的形势,要不就完全放开,要不就完全管制。我希望在处理这次(次贷)危机时,我们的民主体制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萨默斯再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人基本都不了解,尤其是这一体系运作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或CDO)和流动性这种技术性名词,有些人也可能不明白。而那些明白其中奥妙的人,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些私营企业,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或者说,如何设立一个真正地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体制?”
鲁宾回答,这的确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指国会的政客)都不理解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六七个真正理解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又在金融体系里没有很大利益的行业专家。你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在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意见时,我们也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