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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描绘出2002年一段风声鹤唳的岁月；“幸运直通车”将股市盛景下的人物脸谱刻画无遗。
我们在每章当中选择了四位（组）上榜富豪，他们之间都有某种关联。比如2004年“资本红舞鞋”选择的样本是黄光裕、陈天桥、李宁和李金元，前三位富豪旗下的企业都是于这一年上市，李金元的天狮已于2003年借壳上市，在2004年又提出“争取3年内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上市”的豪言；尽管四人所处的行业相去甚远，但他们的财富历程，能折射出一个群体的诉求和那个年份的图腾。
再比如2006年的“后现代图景”，我们选择了张茵、施正荣、沈南鹏、黄宏生等代表人物。他们所在的行业更是有天壤之别，但换个角度来看，张茵从事传统的包装纸生意能名列亚洲前茅，施正荣是新能源领域中迅速崛起的财富新贵，沈南鹏是年轻一代的投资家，黄宏生是落榜富豪的代表，然而人倒企业不倒，反在狱中遥控创维……这些企业家们的发展方向，都非常具有“后现代”的味道。
细数历年的首富，从荣氏家族到刘永好，再到丁磊、黄光裕、张茵、杨惠妍，他们的更替暗合了中国经济的产业化和国际化特征。
也就是说，本书中提及的这些企业家，并不是孤立的点，而是线条、球面，他们将百富榜上更多的企业家连接了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立体画面。
三
十年间我们在调研和制作百富榜的过程中，与众多企业家接触时发生的不少故事颇有意思，或沾有时代印记，或彰显地域特征，或折射性格取向。
1999年我们打电话想登门造访一些企业家，常常吃到闭口羹，不过期间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企业家其实很乐意让外人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但限于大环境，还是“憋”住了。第二年我们继续找人，结果收到了华为发来的律师函，还被横店集团的老掌门徐文荣叫去“听课”。当然，开放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到重庆去拜访尹明善，他甚至邀请我们去看球赛。
2001年刘永好欣然接受首富头衔，成为第一位真正“因富而豪”的中国内地企业家。更多的企业家在这一年开始积极配合我们的采访。然而，情况很快就有了变故。2002年一个关于富人偷税漏税的争议，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又回到了闭门谢客的习惯中，甚至还有人雇人“警告”我们，如果把他写入这一年的百富榜，“后果自负”……
一些有个性的企业家给我们的印象深刻。段永平比我们想象得要坦诚得多，这位“中国巴菲特”甚至直接将他股票账户里的持股数亮给我们看；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从不掩饰对达能的痛恨，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8月初，他在官司中渐渐占了上风，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李金元海外做直销，销售队伍一度达近千万人，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他的产品；余彭年的慈善前世，我们在本书中第一次有所披露……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时常会有一些好玩的发现，比如“26岁现象”——百富榜上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是在26岁开始崭露头角的。以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批企业家为例。1986年，26岁的严介和当了几年语文老师后有点腻烦，于是跑到一个国企去当临时工，没想到从此踏入商界，后来成立了太平洋集团，19年后，他成为江苏首富（“2005胡润百富榜”第2位，125亿元）；1987年，26岁的陈发树与两个弟弟一起为一家百货店拉了几年货后，反客为主，把这家店给盘了下来，奠定了日后“新华都系”的原始基石，20年后，他成为福建首富（“2007胡润百富榜”第29位，180亿元）；1988年，26岁的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比赛失利后退役，在李经纬的游说下加盟健力宝，做了一阵子“特别助理”后开始捣鼓服装，16年后，李宁公司在香港上市，李宁身价达100亿元，又过了4年，在北京奥运会上担任主火炬手的李宁，个人名气和公司品牌价值如日中天……
四
2008年夏天，我们萌生对十年百富榜进行一次梳理的念头时，问了自己一个傻乎乎的问题： 究竟何为“富”？半天答不上来。查了一下《康熙字典》，其中有一条引用的是司马迁在《史记R26；货殖列传》中的话，“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这两句话不难理解，有趣的是“奸富最下”——那个时候人们就已开始讨论“原罪”这一话题了。
原罪是贯穿十年百富史的一个话题。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富豪落马俨然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听到了刘根山等好几位富豪落马的消息。
原罪需要区别对待。李经纬式的悲剧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唐氏兄弟的“德隆系”崩塌，并不意味着他的商业模式一无是处；张荣坤落马，则需挖地三尺，将上海社保案中的所有蛀虫都挖个穷尽。
谈到原罪，政商关系这一关绕不开。李经纬、严介和等人，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或吃了苦头或栽了跟头。
有两个人的做法值得玩味——荣智健与陈发树，他们分别是中信泰富和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但“虽二犹一”，话语权不小，收益率更高。尽管这一模式不具有复制性，但以退为进越来越成为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共识。
从另一角度来看，有关原罪的争论，使得企业家们越来越关注财富品质。商业模式上规避盲目扩张的“青春病”，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开始关心慈善。“财富品质”一词有些抽象，但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即从“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王石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在地产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马云在百富榜上的名次并不靠前，但他的管理风格深受业界推崇。从2003年开始，我们陆续推出的强势榜、品牌榜、慈善榜等子榜单，初衷之一便是引导民营企业界和民众，不要把目光全部聚焦在财富多寡的比较上，而应对“因豪而富”群体多加关注。
每年的10月似乎总是属于富豪们，“胡润百富榜”一般在此时公布。其实仔细观察十年来上榜富豪们的整体姿态，他们与普通民众勾连的欲望在不断增强，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机器与社会公众多方监督力量的加强。
张茵在2003年第一次进入百富榜时百般扭捏，她的丈夫刘名中还发来邮件婉拒上榜，但后来他们慢慢适应了站在霓虹灯下；就算在2008年遭遇轮番的质疑，那其实也是一家企业完成蜕变走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财富观的变迁不属于特定阶层，正如本书的读者并不限定于哪一个群体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收获终有所不同。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1999年我们突然发起这一疑问时，向中国商界的朋友询问，向政府官员询问，向国外的华人朋友询问，他们纷纷摇头。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199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催生了我们制作一份中国富豪榜在1999年制作首个“胡润中国50富豪榜”时，我们没有划分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性质，仅是计算出其个人财富作为上榜依据。
的兴奋感。中国人对数字非常敏感，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份50人的榜单，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革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7月，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们初步分为三大步骤：投入30％的精力去“取经”，寻找有没有人曾经做过榜单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花50％的时间去找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上榜者架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为他们排列财富等级。
从哪里找到12亿中国人当中的隐身富豪呢？起初的做法是从公开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传媒报道、企业家传记、互联网，以及《财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不久后，思路更加清晰，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