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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永好在2001年第一次以首富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包括国际社会都震惊了——他们几乎不敢相信，一个做饲料的企业家怎么有如此能量，如同企业名字“希望”一样富有活力？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刘永好、刘永行分别居第14名和第29名，财富分别为290亿元和180亿元。
并不避讳首富头衔
1982年，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辞去公职共同创业，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饲养鹌鹑，因为鹌鹑蛋是中国人餐桌上的美食。他们的启动资金是1000元，是四兄弟将手表、自行车和电视机卖掉后凑的。
6年后，那1000元已变成了1000万元。刘永行有个本子，里面记载了他们创业伊始每笔生意的收益，都是几毛钱或几块钱。
刘永好后来如此解释他当年下海的动机：“下海前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不敢奢望挣多少钱，只是想怎么做都会比当时每月38元的工资高吧，开始想当万元户，那时万元户可是了不得。”
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成立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这一年，刘氏四兄弟来了个“准分家”，即多元化经营，每人各掌管一块——老大刘永言重拾老本行，致力于电子产品的研究和中央空调；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一起到各地发展分公司；老三刘永美放弃饲料去搞房地产。他们四人平均划分资产，各占整个集团25％的股份。
1995年，刘永行与刘永好再次明晰了产权，以长江为界，刘永行主持东方希望，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自此，刘氏四兄弟彻底分家。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刘氏兄弟的做法应该是中国企业史上最平淡却又最完美的分家一幕了。
分家之后，四弟刘永好发展最快。1997年，他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16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次年，新希望A股上市。
我们于2000年第一次见到刘永行，一起在浦东一家酒店吃了顿便饭。我们一直以为他会很严肃，没想到见面后他无话不说，彼此相谈甚欢。在2000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刘氏家族财富为828亿元，仅次于荣氏家族。
见到刘永好则是在2001年底，那是一次很有戏剧性的见面。见面前不久，我们刚发布了这一年的百富榜，刘氏兄弟一跃成为首富。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邀请我们前去北京录制关于富豪榜的节目，刘永好也是嘉宾之一。
他一见到我们，就上来握手，率真的脾气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当主持人崔永元问到刘永好当上首富的感觉时，他的表现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很阳光的。”
刘永好是第一个欣然接受首富头衔并声称自己是个阳光富豪的中国企业家。新希望集团从一家带着泥土气息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逐步走向城市的蹒跚步伐，刘氏兄弟发家的方式也符合了中国人传统的“实业兴国”理念。
恰到好处的“傻气”
1993年，刘永好和四十多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呼吁成立一家主要由民企投资、主要服务于民企的银行。这促成了1996年1月民生银行在北京挂牌成立，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2001年民生银行上市前，刘永好成为第一大股东。他的主要政治职务有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
1982年刘氏兄弟创业时到银行贷款1000元，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于是有人戏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多年后，刘永好竟然捣腾出一个民营银行来和国有银行抢饭碗。当然，这只是坊间说笑。
不过，刘永好从未从民生银行贷过一分钱。陈斌在《前程密码》一书中说：“对于刘永好而言，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刘永好生活简朴，内心永远是一种向善的乡土情结，对财富积累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他讲过一个故事——2005年某天，在四川农村一个山坡上，他看见一对老夫妻在挖红薯，挖起来的红薯特别大、特别多，他们特别高兴，“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特别幸福，因为他们种的红薯丰收了，尽管他们可能卖不了多少钱”。
无心插柳柳成荫。到2007年年底，新希望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中国西部最大的乳制品、肉食品企业，同时在房地产开发、金融、矿产、化工领域也有相当的规模，在国内和东南亚共拥有170家各种类型的企业，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在2007年的“胡润金融富豪榜”上，56岁的刘永好位居榜首，这得益于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10月前中国股市的大牛市，其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市值一年间涨了200％！
然而，刘永好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大干一场，而是倾向于在老本行饲料、养猪等传统行业走得更远。一些企业老板私下对我们说，刘永好太“傻”了。
直到2008年，不少在大牛市中一度狂热的企业相继陷入资金链危机，资本大鳄魏东跳楼谢世，他们开始转而佩服起刘永好的稳妥来——如果说刘永好有股“傻气”的话，他一定是傻得恰到好处的那位。
在2008年“两会”期间，刘永好就猪肉涨价问题积极谏言，受到温家宝总理的点名表扬。随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明确表示，新希望的核心还是大农业，金融只是一项财务性投资而已，“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会亲自去经营金融业。同样，房地产也不是我们的重点产业，只是保持现有发展规模，不会特意做大”。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永好当选“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时，评委赠给他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评语，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刘永好的脾性和风格——“在内地民营企业家一轮又一轮的大浪淘沙中，刘永好以其谦逊姿态、平常心态，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触觉，不断探寻财富的前沿和边际。”
中国的“尤努斯”
刘永好的目标是把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一家成熟的现代农业企业。他对现代农业企业的定义是：“年销售收入至少100亿元，更重要的是产业链规模，产业链的体系，养殖、食品加工等，联系着千千万万农民朋友，是一个体系的建设。”
“一个体系的建设”成为刘永好的努力方向。2008年前后，刘永好在农业金融方向的步伐快了起来。
他成立担保公司，为农民们向银行贷款做担保，然后推动他们成立养猪、养鸡合作社等。合作社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和农业企业达成协议，利益共享，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而农民也要保证配套的产品不随便拿出去卖。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在中国掀起旋风，中国政府一些金融高层与尤努斯同台对话，探寻中国农村金融崛起之路。如今刘永好的农业担保公司有类似的功能，不过他不是放贷，而是担保；在刘永好的模式里，参与主体要多一些。
刘永好能成为中国的“尤努斯”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提及一位“小人物”——山东济南近郊农民李允成。李允成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裴天士曾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我们曾做过李允成与尤努斯信贷原则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两人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担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如，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很土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李允成和尤努斯都不愿与“强势者”合作——李允成不愿意让行政元素掺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尤努斯也拒绝了与世界银行的合作。
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成功了，而李允成2005年左右已收缩战线近乎偃旗息鼓了。他们两人为刘永好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农业和农村金融的路上，到底应该怎样定位与行政部门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