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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凑近王稼祥，压低声音说：
“而且，有一次，他对我转达了李德的一句话，直到今天我都不大理解……”
“什么话？”王稼祥睁着亮亮的眼睛，警惕地问。
“李德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这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要闹磨擦。”
“这是什么话！”王稼祥气愤地说，“我们党内能这样吗？
我们应当服从真理，不能是服从于哪一派，哪一个人！”
“对，谁手里有真理，我们就跟谁走！”张闻天也响亮地说。
这时，只听房门吱哦响了一声，接着，周恩来披着大衣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他的两颊胡子又黑又浓，一部长长的美髯飘在前胸。他打量了这个房间一眼，又仰起脸看了看天花板下的吊灯，说：
“你们这个房子不错呀，这是谁的房子？”
“据说，是一个马伕的房子。”王稼祥笑着说。
“马伕的房子？”周恩来有些惊疑。
“是这样，”王稼祥解释说，“周西城有一个妹妹长得很丑，嫁不出去，后来就嫁给他的马伕，这个幸运的马伕接着就提升为旅长了……”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接着问：
“毛主席在吗？”
“他一早就出去了。”
“到哪里去了？”
“去看贺子珍了。卫生部来了电话，说她快要生孩子了。”
“唉，女同志在这种环境下生孩子真够受的。”周恩来叹了口气，在床铺上坐下来。
王稼祥说：
“我刚才同洛甫同志商量，政治局会议还是早点开好。”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
“这些意见，昨天晚上我已经同博古同志讲了，他同意尽快开，不过报告还是要等他写出来。另外，他要我也讲几句。”
说到这里，周恩来问：
“可惜毛主席不在，你们听到他对会议有什么意见吗？”
“他说，还是集中讨论军事问题，面不要开得太宽。”
王稼祥怕没说明白，又加添了一句：
“也就是说，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先不要涉及。”
周恩来皱着一对浓眉，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
“好，这样好。这样便于解决问题。”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起来。王稼祥拿起耳机一听，就笑嘻嘻地递给周恩来说：
“恩来，你真是走到哪里，电话就跟到哪里。”
周恩来接过电话，还没有听几句，脸色就变了，神情颇为激动。
“好好，知道了，等我回去处理。”说过，重重地放下了耳机。
“尽出些莫名其妙的事！”周恩来气愤地说，“你看这个李德，嫌分给他住的房子不好，就在院子里撒气，乱打起枪来！
这还象话吗？”
“非把这个家伙轰下台不可！”王稼祥和张闻天也气愤地说。
“我先回去了。等毛主席回来，我再来一次！”
周恩来招招手，以敏捷的步伐跨出门去。
（十二）
必然与偶然，永远是一个有趣的联结。必然性可以预计，而偶然性则是任何天才不可预计。例如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开始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谁也不会想到就在遵义城内柏辉章师长的家里举行。这一点，不仅柏辉章本人绝想不到，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物也想不到。
柏辉章是王家烈下面的一个师长。他于一九三二年竣工的这座阔绰的家宅，完全是仿照他的上司在贵阳那座楼房的模式，四外都有宽大的走廊，走廊上有好看的拱形的雕饰，其差别仅仅是少了一层。在遵义城内那些古旧的中世纪的小楼之中，它显然也是鹤立鸡群。一进那座贼亮贼亮的黑漆大门，迎面还有一座圆门，上题“慰庐”二字。这座崭新的、宽大的楼房，对于长途跋涉想找个立足地解决一下他们的家庭纠纷的人们，也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
冬季天黑得早，晚饭后不久，暮色已经降临。在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警卫员们早就把天花板下垂着的那盏带罩的煤油灯点了起来，洒下一片桔黄色的灯光。他们还弄了一个大火盆，升了满满一大盆炭火，使整个屋子暖融融的。屋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发着亮光的黑漆木桌，有二十几把精致的藤面黑漆木椅，壁上还有一只挂钟，好象这一切本来就是为这次会议作准备似的。政治局委员们和扩大来的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不用说，接触这样安适的环境，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他们的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会场上充满一种愉快的和悦的气氛；按照共产党的家风，本来也就是这样。尽管将要开始的会议，带有极其深刻的、严肃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性质，但是在开会之前，你却看不出有什么紧张的迹象。屋子里一片说笑声。那些椅子，警卫员本来摆得很整齐，这些过惯战争生活和游击生活的人，却把它拉开来，坐得松松散散，好象过于拘谨正规，已经不再适合他们的性格。
今天坐在上首的是会议的主持者总书记博古，挨着他的是周恩来、朱德和陈云。毛泽东挨着王稼祥、张闻天，靠着窗子坐着。他的头发很长，面孔依然显得憔悴，但心情看来愉快了许多，谈笑自若，仿佛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事情。其它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刘少奇、何凯丰以及扩大参加的高级将领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都松散地坐在桌子周围。唯独李德远远离开桌子，心事重重地坐在房门的入口处，不断地抽烟，喷出浓浓的烟雾，旁边坐着他的翻译伍修权。
如果仔细观察每个人的神态，还是可以看出，博古与众人有些不同。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年轻的政治家，其才思之锐敏，对马列著作之熟悉，并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之下。尤其是少年得志，大权在握，平日里自不免有目空一切的骄矜之色。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起演说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既有强烈的鼓动性，又有逻辑的雄辩性，再加上马列原著能够整段引来，英文、俄文更是脱口而出，会场上常是一阵接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今天仍然显得矜持，但总有点不很自然。这也难怪，每个人，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生活上，只要陷于某种被动，总会有这种难以掩饰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博古自湘江战役之后，不论是同志们背后的窃窃私议，还是当面流露的不满，都已陆续听到不少。今天的会议，是接受大家的提议被动地召开的，报告又是在大家的催促下准备的，也就更难怪有这种不安的心情了。
壁上的自鸣钟当当当响了五下，周恩来在博古的耳边轻轻地说：“开始吧！”博古点了点头，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就宣布了开会。他的主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在这个报告里，他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他作了反复说明和充分地发挥。至于讲到中央苏区放弃的原因，他列举了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在客观原因上，他强调了第五次“围剿”与历次“围剿”不同：帝国主义列强对国民党的援助大大加强了，通过大量的借款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国民党的军队；在兵力上国民党动员了一百万大军，而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就有五十万人；另外还派了军事顾问；这一切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而在主观原因方面，党在白区人民中的工作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的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地要影响到反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
博古抽烟很凶，几乎是一支接着一支，报告作完，已经不知抽到第几支了。他在纸烟的烟雾缭绕中，结束了自己的报告，最后说：
“同志们！我的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不周密不全面之处是难免的，希望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给予批评。”
话虽如此说，但心里却嘀咕着：大家究竟会怎样评价呢？就象拿出作品的可怜的作者在听候着观众的裁判。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会场上却是一片冷峻的静默。只有一向维护博古领导的“少共”中央局书记何凯丰，鼓着两只大眼睛，审视着会场上每一张面孔，想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