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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坚持的两块乡土，也叫做革命根据地！村落一座一座的倒塌，土地成片成片的荒废，人口也越来越少，有时候奔跑上一整天，也见不到几户人烟……这叫做什么根据地！如果不是在外线飘忽游击，搞点粮食物资，饿都饿死了，因都困死了！与其在这样的无人区域斗争下去，真不如种上几亩荒地，解决一下肚子问题……”
“没有人烟的一片荒土，我们想存在也存在不住，同样也失去创建根据地的意义！”郑位三随之附和了两句。他接着又说：“在老君山那边，我到过许多湾子，老远瞄上一眼，也有几座瓦房……唉！到跟前就是没有一户人家，屋子里都长出了竹子，你说怪也不怪？”
“到处都是一个样儿！”吴焕先苦笑着回答。随后也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从柴山堡地区路过，老远看到山湾里一个庄子，当时就鼓动部队说：“同志们，前面的那个湾子，就是我们的宿营地！大家知道吗？柴山堡这个地方，就是最早开辟的第一块根据地……哈哈，我们今天又恢复了一个湾子！”谁知到了跟前，也是没有一户人家。住下以后好容易才见到一个瘸腿老太婆，张罗着为部队烧了一锅开水。也许是很少见到老百姓，战士们都围着她啦着话儿，问长问短的，亲热得不得了。那个瘸腿老太婆也不愧为苏区的基本群众，听说她的两个儿子都跟着红四方面军走了，她的脚被敌人用枪打断，想跑反逃难也走不动。见了红军还是很亲热的，把她苦心积攒了一冬的七个鸡蛋，也拿出来慰劳红军。战士们不吃不成，吃又难以咽下，也不好分配，无奈就打在开水锅里，拌了一锅野菜鸡蛋汤。吴焕先当时也喝了一碗，那少盐寡味的鸡蛋絮儿，只能沾沾牙缝而已，心里都像打碎了的五味瓶。
郑位三听了，沉思了一会才说：“别说一个瘸腿老母，就连我们宝聋子在内，也是够遭罪的！这会阔气了一些，还有个房子居住，也可以动动烟火……现在除了继续发展游击战争以外，看来是得另寻出路，想办法搞上一块新的根据地。要不，也难以坚持下去！”
“谁知平汉铁路能不能过得去？桐柏山那边的地形、群众条件、粮食出产，又是个什么情况？过去以后，能不能站住脚跟，打开局面，都要认真加以考虑、研究……”
“这么多年，我们就在家门口拉队伍，建立根据地，谁也没有出过大别山，没有到过远地方，对于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了，一无所知……”
“呵呵，都是在老家门口逞好汉，没见过大的世面，我们也应该到外面去创创世界才是……”
你一言他一语，叙不尽的情怀，诉不完的衷肠。既是对现实状况的反省，又是对未来前途的渴望。犹如一根急骤拨动的琴弦，演奏首高山流水的强音，是那么合拍而富有节奏，同时也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交响……
两天以后，徐宝珊被两个红军战士抬着，悠悠晃晃地抬到了道委驻地高山岗。抬担架的两个彪形大汉，就是何光宇和詹大南。跟随过沈泽民又抬过徐宝珊的两位红军老战士，解放后都授予少将军衔，同时担任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第十一章 穿越霞光
隔山隔水不隔音，穷人红军心连心
党中央派来程子华，周副主席关心穷哥们……
会师豹子岩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半，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早已失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学良将军没有去打日本，却到了鄂豫皖来了！
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令其将东北军半数以上的兵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继续加紧对红军的“围剿”。4月中旬，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下辖一○七、一一○、—一七师、何柱国第五十七军下辖一○八、一○九、一一一、一一五、一二○师及刘多荃第一○五师，共九个师，陆续抵达鄂豫皖地区。这时敌人继续“围剿”的总兵力达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多个团，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此时刻，鄂豫皖省委于4月10日召开常委会议，就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和创建新区的问题，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省委认为“桐柏、厉山、随县等地在平汉铁路之西，过去比较困难，同时离我们原区域较隔远。我们认为以接近鄂东北地区找地点较好，其次是接近皖西北找地点……”初步选定了两处新的区域目标：一是豫南地区的光（山）、罗（山）、息（县），二是皖西北地区的英（山）、罗（田）、霍（山）。有关红军主力的行动方针，省委决定“不论是在中央建议所指出地域为新区域目标，或在别地较更适宜的区域，首先有集中鄂豫皖全体红军主力之必要”；同时令“红二十五军马上过皖西去会合二十八军，会合后即来鄂。那时如可能，即照我们在鄂方所找地点；如不容许我们在此创造新区域，即到皖西北所说地带。我们尚不知这种大计是否适当，请中央详示！”
以上，就是省委对中央之建议所作出的具体答复。包括吴焕先在内，省委成员在酝酿这个建议的过程中，尽管也怀有一种美好的心愿，想就近寻找和开创新的区域，但毕竟还是跳不出“死守”根据地的圈子，不到一定的时候，似乎也欠缺那么一种更为远大的眼光、胆略和气魄！历史进入到举足轻重的转折关头，总是因为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因素，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无不打上特定的烙印。很多年以后，郑位三说：“因为都是土包子，不敢走远！”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历史留给后人的一句俗语，还是比较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对吴焕先来说，这一着也很重要。你想要就近开辟一块新的区域，你就得投身于这个区域的变革之中，如同幼时泡在倒水河里扎猛子、打扑腾，不喝上几口清浊不同的河水，你就品不出其中的滋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也是他逐步成为具有卓越智慧和领导才能的关键所在。红二十五军在此以后的几次重大战略决策，无不与他的聪明才智休戚相关……
省委决定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的使命，自然而然又落到吴焕先的肩上。与此同时，省委还决定了部队的集中整编和新的领导成员，即将两军“完全编为红二十五军”，“在可能之下编成两师单位”，并决定“刘得利同志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军政委……暂定为此，等中央派军事干部来再决定之”。但是，这一次职务改变，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军长到军政委，是历史对他的又一次选择，还是对他的嘲笑？不是么，早在敌军“战斗详报”中挂了号的一军之长，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艰苦历程……忽然又改任军政治委员，岂不是历史对他的无情作弄？不，谁也没有对他有过什么抱怨，指责过他的无能。休戚与共的省委领导成员徐宝珊、郑位三、戴季英、高敬亭，包括远在皖西北的郭述申，大家都不曾这样认为。沈泽民生前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之中，也曾提到吴焕先是“打游击出身”，军事上“知识不多”，但对他毫无一句责备之词；写到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挫折失败，均以“我们”如何长短，集体予以承担。就省委领导成员来说，大都是些留过洋和不曾留过洋的革命知识分子，军事上没有个中心人物，以至连省委军委会都难以成立；三番五次提出请求中央委派军事指挥干部，也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多次写人省委的报告、书信之中。
吴焕先之所以担任军政委，也是他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主动向省委领导提出的。他说：“我们都是打游击的出身，没有跨人过黄埔的门坎。现在就是筷子里面拔旗杆，也应当多拔上几根出来，挑挑红二十五军的旗子！八仙过海也好，九死一生也罢，多几个领兵打仗的指挥人才，挺身而出，各自显显神通！谁在军事指挥方面高出一招，就推举谁为军事上中心人物！”这番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倒是应了省委当初选定他为军长的主导思想，尽管他当时很不愿意担任军长，一再推辞，但现在又把这种“筷子里面拔旗杆”的做法，推而广之提了出来。而就他来说，他总以为担任军政委比军长更为合适一些，别的也无所考虑。这个意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