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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免税，同时配套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把乡政府改成乡公所，乡公所只是一个上情下达的机构；二是推进乡村自治，将乡政府改为乡公所，镇政府改为自治政府，各种自治体平等交换，直接对县，取消实行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决策制度；三是将农村非耕地资源（林地、四荒地、水面和矿产）的权属和收益，尽可能分配到农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四是国家直接垄断耕地转让的收益用于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医疗保险；五是对农民开放涉农行业，在乡村自治体内部成立农民入股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六是国家支农资金不通过农业行业管理部门直接投资给乡村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占股份不占收益。
这6条建议很快引起农业部的高度重视，很快上报中央，作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措施的参考。
西部开发应吸取美国西进经验
——资源如何转化为权利
西部，对于从事农业问题研究的温铁军来说，是一块有着特殊记忆的土地。
温铁军称自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践者。1985年，温铁军组织记者团骑着摩托车沿着黄河做社会发展问题考察，行程2万多公里，把西部看了个够。后来温铁军在回忆这段繁忙的经历时，坦言“一生之中有这样一次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看到了西部孕育着巨大的能量。
就在温铁军沿黄河考察的时候，广州西部会议召开了，中国梯度理论也已提出。
“梯度理论”认为，沿海加工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地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本自动由东向西转移。梯度理论确定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15年来主要的指导思想。
温铁军对梯度理论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如果只是沿海一条边，就好比是有弓架而没有弦。中国至少应该在沿海一条边发展的同时，形成内地发展的一条线，或者沿长江或者沿黄河，就可以实现东西部综合发展的思路。
但是温铁军对西部开放价值的强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温铁军考察回来，沿海经济的迅速增长已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东部，西部投入的力度显著不足，从而使梯度理论在中国未能显示效果。虽然确有少数资本向西部转移，但是，代之而起的是西气东输、西电东输、西油东输、西煤东运、西矿东运和进一步大规模的“西人东流”。
1993年中央提出八七攻坚战略，把解决西部地区为主的7000万贫困人口的扶贫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人们希望以开发式扶贫方式带动西部经济发展。而温铁军看到，此时正是房地产、期货、股票证券热三大投机一起上的时候，“在此情况下，西部贫困地区急于追求增长，急于求富的心态，造成一部分本应用于西部资源开发的扶贫资金，被转化为投机资金，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结果是‘瞎’了一部分项目，很多项目在西部表现不好”。等到西部真正开始投资上项目时，中央已经开始财政紧缩了。开发式扶贫操作上的不成功使西部又一次失去发展机会。
温铁军说过：“中国国情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在对西部的调查中发现，人们普遍认为的西部拥有20％～30％的人口，集中了70％的资源，东部70％左右的人口，资源只占20％～30％的说法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上西部地区之所以人均收入低，资源富集但人口稀少，是因为西部的知识精英及大量的劳动力都跑到东部去了，东部地区把所有的资源都转化为资本，而西部资源仍然处于自然状态。
西部是资本高度短缺区，财政大部分亏损，银行大部分都是贷差行，贷款大于存款，投资成了问题。在温铁军看来，东西收入之差、资源之差、人口之差都只是现象，因为它都是可以流动的。真正本质意义的差别是资本量之差。而如何调整现行体制，促使资金能够流向西部，是开发西部的关键之所在。但同时，温铁军也知道，如果没有体制上相对的优势，资本是流不到西部的。
温铁军看到，东部在整个资源转化过程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初始产权问题，因此造成社会严重不公，随后出现人们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而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吸取东部的教训，人们只强调开发、投资、上项目，绝没有提到西部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如何形成更为合理的体制，避免东部已经发生的问题。
他认为，西部不合理的安排在于西部的大量地下资源，如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西部所富集的资源是垄断的。西部的调整在于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的开发权利，是一个资源转化权利的调整。只有调整到位，才能激发西部地方的积极性和潜在活力。
对西部极为了解的温铁军提出在西部开发中，农村经济发展是它的重头戏，而水、土、人三个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他倡导一种中国式的开发方式。在他看来，中国有2亿多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如果西线工程启动，应把劳动力用起来，尽可能少用大规模上机械的方式，同时可以把大量库存积压的消费品调到工地上，允许上工地的劳动力带家属，干一天活给三口人的粮、油、布等基本消费品。沿着工程线，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水利工程，沿线会自然形成居落或村落，甚至形成城镇，在工程上劳动一年可授地一亩或三亩，干三年授地十亩，三口之家就安居下来了。这至少能将劳动资源变成西部开发的资本，同时也解决了库存积压矛盾和整个消费品工业启动不了的矛盾。
温铁军强调，西部开发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问题，而是如何综合调整我们的资源、人口比例关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三辑温铁军 （4）
乡镇自治应借鉴秦朝绩效——政权不下县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在农村进行了税费改革。2000年，安徽省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项改革取消了过去的“三提五统”以及屠宰税等多个收费项目，为减轻农民负担建立了制度保证。
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的太和县是我国最早开展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县，温铁军于1993年曾在这里试点。三年的税费改革，让这里的农民肩上的担子轻松了，但是这里的乡镇财政压力却有增无减。
温铁军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说税费改革也好，或者机构精简也好，或者是反腐倡廉也好，哪一项都不可能单独奏效，一定要多管齐下，才可能奏效。
1993年，温铁军提出了解决农民负担的一个大胆设想，即乡镇实现自治——把“以户纳税”改为“以村纳税”。他说，中国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2000年的封建社会都是“皇权不下县”，政府对于小农经济最低成本的管理方式是乡村自治，而不是国家针对每一个农户的税费管理，因为政府与亿万农户之间“交易费用”太高。
在温铁军看来，取消镇一级行政级别，村和镇两级自治，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
有人质疑村镇自治后取消管理者的薪水的现实可行性，对这一点，温铁军胸有成竹。他说历史上自治村社的领导者不是官，只是社区的精英，平时不领薪水。大家选他，是对他的道德和能力的认可。比如《史记》里的陈平16岁为乡里宰，相当于社区长，他的作用只是在祭祀的时候，把屠宰的牲口分给大家，平时没什么事情，就干自己的事了。中国历史上的自治社区领袖，跟现在西方的镇长相似，不拿薪水，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形同虚设。而按照现行体制，镇作为一级政府，就必须有行政费用的支出，如买车、接待、发工资等等，可现在的村就没有这些行政开支。
这样的方法的确比较理想，但如果村长和镇长不拿薪水，谁愿意义务出来为村民服务？温铁军的设想是，这些村长或镇长尽管是义务来为村民服务，但他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他能够有效地调控村内资源、分配村内收益。这时的管理者在社区血缘关系的制约之下，就不仅仅只有经济人的理性，还有道德理性。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社会都是靠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来维持的，光有经济人的理性是不够的。“那么多社区精英，比如延安时期的李鼎铭先生为什么能当开明士绅？他要狠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