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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呼吁国家在加强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只有科技水平上去了，国家实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强。
附录
中美冲突、对抗——台湾问题（节选）
楚树龙
冷战后及21世纪的中美对抗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中国 的力量和影响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程度，并和美国形成争夺的战略格局，威胁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霸主”或“领导”地位，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一个像前苏联那样可以和美国匹敌的对手，不管这个国家是日本、德国、俄罗斯还是中国。二是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因为台湾、西藏等问题而使其中一方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另一方的严重威胁或侵犯，导致中美对抗和冲突。
在21世纪，中美两国也不大可能因为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打仗。中美关系的真正危险是国家安全领域，即其中一方的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等国家基本利益受到另一方的严重破坏或侵犯。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中，中国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美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而在过去、目前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美国仍然在主观和客观上威胁着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的统一。美国对台湾、西藏，特别是台湾问题给中美两国带来的冲突、对抗的危险在现在和今后可预见的将来是严峻地存在的。这种危险有时可能得到了暂时的、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有时又会造成严重的危机。中美关系过去50年、100年的历史说明，两国间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惟有台湾等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的基本国家利益问题难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台湾问题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不同的时代都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和冲突的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冲突、对抗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台湾海峡两岸冲突的可能；第二，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定的意志和决心。
（一）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台湾问题的必然性
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干涉中国内政、介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由历史、美国的战略、政策、法律和美国政治制度运作规律所决定的。美国介入不介入并不主要在于美国有无“与台湾关系法”及其该法对“台湾安全”含糊的承诺，而主要在于美国的全球、亚太及对华战略，在于导致美国历史上卷入战争和冲突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运作规律。
1．美国在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一直是介入台湾问题的，包括军事上的介入。至少从1950年朝鲜战争至今，美国一直在介入台湾问题。美国现在和将来仍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愿结束这段历史，不愿放弃对台湾问题的介入。美国的外交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2．过去、现在和将来导致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即利用台湾遏制、制约中国。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遏制战略。但美国对华战略中确实有防范、制约中国的因素或一面。只要美国今后不放弃对华战略中制约、防范中国的一面，美国就必然会利用台湾问题制约和防范中国。
3．导致美国必定要介入台湾问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更多的是把对中国的战略放在其亚太地区战略的范畴内。只要美国还想成为亚洲的大国和地区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要控制或主导地区事务，那么，美国要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信誉，就不能不对亚洲地区内的重大问题有所介入。对美国来说，美国不介入亚洲重大事务的那一天，就是美国决定在战略上撤出亚洲的时刻。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这一天会到来。
4．美国国内政治体制、政治运作和外交决策模式决定着美国极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直接介入台湾问题。在美国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对外干涉、介入史中，起主导作用的倒不是当时的政府是否在战略和意志上想介入，而是新闻媒体的密集报道和舆论引起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引起国会的注意和要求有所行动的动议，导致当时的总统不得不采取“适当的行动”。
5．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问题，那就是中国不但成为美国的盟国，而且是听从于美国、服务于美国战略的小伙计、小兄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做出“要大陆、不要台湾”的选择。这种情况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出现的。
第三辑 张卓元 （1）
巨笔如山，参与起草国家“十五”计划
张卓元，男，1933年7月生。1983年7月起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任《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多强调“制度建设”，少谈点“大胆探索”。
——张卓元
愈老愈辣的经济学者
2003年10月14日，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老牌经济学家张卓元就成为海内外各路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这不仅因为张卓元是一位在决策层及社会大众中均具影响力的学者，还因为他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专家之一。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又一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张卓元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5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作为中国权威的经济专家之一，被中国三代领导人看好，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
他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和市场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张卓元和刘国光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等“激进改革派”产生分歧，使经济学界分化出“激进”与“保守”两种学术阵营，继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大讨论。张卓元由此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正是因为张卓元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比较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观一直在中国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大多能被高层采纳。海外经济观察家私下里把他称做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的红人”。
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张卓元在经济界“闯荡”40多年，继赢得邓小平、朱基等领导人的赏识之后，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张卓元多次参加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1996年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
十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共20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注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一个转折点，都是权力调整、新领导层定型、确立重大改革方案的会议。
1978年的十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