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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各国外交、世界形势的走向，出版了论文集《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探讨》；2003年3月又在海南三亚主持首届“WTO和两岸关系”论坛，邀请台湾专家研究两岸关系今后的走向。
“WTO和两岸关系”论坛定期在两岸举行。楚树龙与台湾学界的关系比较密切，曾多次去台湾访问，接触到岛内各阶层人士，研究各种信息，探寻两岸走向统一的途径。
在楚树龙看来，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坚持推行“台独”立场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他还记得多年前在美国与台湾萧美琴交锋的情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楚树龙去纽约出席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非官方会议。这个会议由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主办，出席者有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台湾陈水扁的顾问，民进党“国际部”主任萧美琴也出席了会议。萧美琴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她说：两岸关系就像男女恋爱，大陆是个大小伙子台湾是个小姑娘，现在小姑娘不爱你这个大小伙子。你这小伙非要人家爱你。楚树龙听后气愤地说：你说这话太不符合事实了，两岸之间不是在谈恋爱，根据历史，根据国际法，两岸本来是一家，是一个国家。现在不是嫁不嫁的问题，是你要离婚，你要分裂，是你不要这个家！因此你的比喻是完全错误的。萧美琴被驳得哑口无言。
2001年，楚树龙在其专著《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一书中论述台湾问题时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台湾、香港、西藏等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统一的根本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因很简单，尽管《三国演义》开篇道出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无可争辩的 是：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始终认为尽管“分”和“合”都是历史的部分，但“分”是暂时的，不正常的，是错误的；“合”才是永久的，正常的。
楚树龙看到，历史上闹独立成功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战争，一是协商，而陈水扁现在既没本钱打也不愿接受“一国两制”，这不得不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如何打破两岸僵局，实现祖国统一，历史上也曾有过很多的设想。从80年代中期起，就有人提出有关中国的“联邦制”和“邦联制”设想。例如：姜敬宽1984年提出的“联邦共和制”，陆铿1985年提出的“中华联邦”，朱高正1988年提出的“联邦制”等九种“联邦制”；张旭成1983年提出的“邦联制”，张系国1981年提出的“中华邦联”，马彬1982年提出的“中华邦联”，费希平1984年提出的“大中国邦联”等十二种“邦联制”等等。
楚树龙认为，“邦联”是由独立国家自主决定，经过谈判、签署条约而成立的邦联。“邦联制”是复合国家体制，说白了就是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何突破两岸的僵局，楚树龙希望能从经济入手，构建中国统一大战略，以期两岸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长期的融合，形成彼此密不可分的情形，最后达到统一。“WTO与两岸关系”论坛便是一个契机。
2003年9月，楚树龙应邀去台湾出席第二届“WTO与两岸关系”论坛会议。这次的议题还是从经济入手，寻找两岸的共同点，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楚树龙临行前对笔者说，我想总会在两岸之间找到共同点的，中华民族的大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我有信心。
薄弱的一环：阻碍中国强盛的，
是科技，是军事
2002年5月，楚树龙在香港给亚洲学会的会员发表午餐演讲时称，中国在今后20年也不可能如许多外国领导人所说的，成为美国以外的另一个超级强国。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能够达到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到了下个十年时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排在美、日、德之后，在技术上仍然很难赶得上美国。即使像清华大学，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也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地区。
楚树龙的这个发言在国内引起哗然，人们称这份“没给中国人长脸”的发言是“楚树龙式的妄自菲薄”，暗示着中国在外交上将继续“韬光养晦”。
一段时间以来，对“韬光养晦”政策在中国知识界带有浓厚的思想对峙色彩。所谓的“强硬派”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韬光养晦”助长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损。而所谓的“温和派”则认为，中国必须通过现实主义路径寻求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只有继续开放与变革才能真正维护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认为，“强硬派”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义愤，已经走向了“刚愤民族主义”，这种“刚愤派”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艰苦努力毁于一旦。
尽管思想分野明显，但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学者在国内似乎依然占据着主流位置。楚树龙当是其中的一个。在楚树龙看来，由于中国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依然要放在首位，外交应服务于国内需求，“不当头”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另外，人们也意识到，楚树龙坚持“韬光养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中国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的忧心。
在楚树龙看来，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证明，国家对外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变化源于国家力量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中国未来20年的外交及外交战略不能不受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都是定性的、无形的，因而就更难预测和把握；相比之下，经济、技术、军事实力的发展变化可以有数量上的标志，具有一定的可见性。
楚树龙在《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一文中分析了2002年前中国国力的发展趋势。他说：如果说今后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如经济发展那样乐观的话，那么今后20年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前景恐怕就更令人悲观了。因为军事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水平。乐观的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防建设，即军事实力的发展有更雄厚的经济基础。但纵观人类，并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能够成为军事强国，因为军事实力并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这在21世纪的今天尤为如此。如果说可以用钱买来现代化的民用飞机、汽车等机器设备产品，那么在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恐怕没有一个军事强国会把大批的先进武器卖给另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军事现代化是买不来的。
他认为今后20年，中国在经济上可能具备条件，但在科技上却难以发展到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像过去20年那样，今后20年中国同美国、日本等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比较，其军事技术、武器装备水平的总体差距不但不会有明显的缩小，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
科学技术的落后使他意识到国家安全的危机。在楚树龙看来，国家利益中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有着辩证的关系。发展离不开安全，安全依赖于发展。问题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使人们难以把握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从长远角度，要真正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依靠国家的发展，国家安全利益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国家发展利益的真正实现。要根本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必须依靠实现国家发展，实现发展利益。只有把自己建设得强大了，别人打不了你，你才有安全感。所以，发展自己是最重要的。
要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教育和投入。中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科技开发方面投入太少、比重太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把10％、甚至20％左右的政府开支和企业利润用于科技和新产品的开发投入，不断推出新产品，保持竞争力。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太少、增加幅度太慢以及使用效率太低的状况，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他呼吁国家在加强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只有科技水平上去了，国家实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强。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