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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素质三部曲”。
继上述四部作品之后，解思忠又相继出版了《未来100年大眺望——中国作家院士十人谈》（合著）、《大学生素质读本》《素质与命运》与《国民素质演讲录》，共计8部国民素质专著，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中国企业家的现代化》等多篇论文。近年来，他还经常应邀就国民素质在人生、社会、行政、企业、教育等领域的焦点话题到各地作演讲，并为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作研究咨询。
解思忠在对国民素质忧思的同时，也对体制表示了忧思——目前的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等方面的素质也普遍得到提高；然而不可否认，目前经济体制存在的不完善之处，政治体制改革与教育、文化等领域体制改革的滞后状态，不仅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且还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一直是经济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国民素质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人的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解思忠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10年来一直致力于国民素质的研究与写作；他不仅是国民素质的“思想者”，而且也是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实践者”与先行者——近年来全社会对国民素质的关注与重视，与他持续多年的大声疾呼不无关系。
解思忠自1998年担任副部长职务后，仍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做官”与“做学问”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他说：“我也应该像企业一样，使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他曾应邀在该校做过一场题为《中国社会的“拜官主义”》的演讲；演讲结束前，面对“如何处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听众提问，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文化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做官又要做学问，就不能‘拜官’。拜官是做学问的大敌。如果一个人既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又官迷心窍，是不可能把学问做好的。既然以做官为职业，就应不负人民所托，尽职尽责，不能尸位素餐；如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而对本职工作草率，不仅有违职业道德，结果往往还得不偿失。我们应当向业余要时间，而不应该去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摘自《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
第二辑 解思忠 （6）
用“人生篆书”浓缩对人生的思考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解思忠曾寄厚望于社会；后来发现，对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主要依靠自己——只要大家都能自觉地“独善其身”，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会大大提高。他说，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指出：“健康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九十年代的健康观应该是学会自我医疗与自我保健。”也就是说，健康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寄希望于社会能为你承担什么责任；对提高国民素质来说，也是同样——提高素质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呢？解思忠认为，不能光是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欲望，启迪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智慧。所以，他近年来又将自己的国民素质研究延伸到人生科学的领域。关于人生科学，他通俗地将其解释为“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学问”；据介绍，1994年已成立了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解思忠在对人生科学的探索过程中，深感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堪称人生智慧宝库，几乎涉及到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而浓缩人生哲理精华的人生格言，则尤为世人所喜爱，常被作为座右铭，或置之案头，或悬于壁上，晨钟暮鼓，自我警示。为了传播这些人生哲理精华，他经常应他人请求，将人生格言用小篆书写后相赠；有的格言引自原文，有的则系自撰，多为寥寥数字。这些书法作品的落款署名都是“大隐”。据他解释，并非取意于古人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而是取意于钱钟书先生的“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耐得清寂的读书人才堪称是“大隐”。友人鉴于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先生阐释老子、庄子和孔子等古代先哲人生智慧的漫画作品被称为“人生漫画”，便将他的书法作品称之为“人生篆书”。
其实，早在大学期间，解思忠就系统涉猎过古今中外关于人生的格言。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为了搞“斗批改”，将一些“糟粕”油印后供批判。有一次，他偶尔看到油印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格言联集古》《中国格言录》和《西洋格言录》，内容分别取自中国古代典籍、中国近代格言和外国格言；当时便如获至宝，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偷偷把这三本书摘抄完；以后每当看到、听到喜爱的人生格言，也抄录在上面。这个笔记本至今还保留着。
言谈之间，解思忠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从2003年起，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一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作为60岁生日时给自己的“献礼”。该书拟收录100句人生格言，按“哲理”“修身”“待人”“治学”“处事”“管理”分类，内容力求涵盖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以及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用小篆书写成对联、中堂、斗方、条幅或横披，并在每句格言后面附600字左右的感悟，总计约6万字。他用三年时间完成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共60万字，而现在又要用三年时间完成的《人生篆书》却只有6万字——在内容、文字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要10倍于前者，其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由于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展示书者书法成就的作品集，更重要的还是一部凝聚作者人生感悟的智慧书，所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是花在“如何写”上，而是花在“写什么”上。目前，他正从先秦的《老子》《庄子》《论语》，到明清两代的《菜根谭》《呻吟语》《传世言》，系统阅读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典籍；对其中一些像《老子》这样的典籍，则置于案头，反复阅读；与此同时，遴选、撰写格言和感悟，并用小篆把格言书写成书法作品。
当问及为什么要采用小篆这种古远的书法形式时，解思忠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发源辉煌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而篆书亦诞生于这一时期；故用小篆书写中国古代格言不仅具有久远典雅之韵味，且能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和谐完美；而且，自己对小篆的兴趣也由来已久——这种字体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字形优美，在古文字中较易于辨认。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收集关于小篆的资料；每次去书店，都要浏览、选购关于小篆的字帖和书籍；平时在报刊上看到小篆作品，便将其剪贴或复印；外出遇到用小篆题写的碑匾，就用相机拍摄下来；近20年来，已积累了大量有关小篆的资料。
随着“人生篆书”的传播，向解思忠索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局限于人生格言。他说，写几个字并不难，凝神片刻之后便可一挥而就，难的是写什么内容，应该力求内容贴切、字句简洁；因此，确定一幅字写什么内容，往往需要思考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陕西省1998在重修仙游寺时要建一座碑林，有关部门远道而来登门求字；鉴于该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当年创作《长恨歌》的地方，他便书写了诗中最后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里的“天长地久”四字——既形容这座寺院历史年代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