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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 报告。”这话是说给才子成堆的《中国青年报》员工们听的，有替潘岳压阵脚的良苦用意。但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的很多人的确对年轻的潘岳不服气。
很快，《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们就见识到这位年轻副总编的才能。面对“八九风波”后一片混乱的局面，潘岳以一个平民精英的作风，想尽一切办法将人心稳定下来，不仅打消了人们“秋后算账”的顾虑，而且在3年里全面扭转局面，重新确立了《中国青年报》新的办报思路。他关键时刻敢于维护编辑记者利益的仗义行为，更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欢迎。
潘岳敢于负责、古道热肠的风格并不是从《中国青年报》开始的。据一位老国资人讲，潘岳在国资局被撤销、连自己尚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首先做的，便是为自己部下的前途奔忙。至今，仍有许多老国资人对此感慨不已，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不惯他雷厉风行，甚至暗中骂他“霸道”的人。同样，在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时，潘岳也是为部下之急所急，把对自己的考虑放到最后一位。
仗义之人多霸道。尤其是像潘岳这样年少得志的才俊，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干事业，为了追求，看到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反对。这样耿直的性情，在支持者看来是仗义，在反对者看来就是霸道了。
不容回避的是，潘岳的追求和努力，相当一部分被迫半途而废，而他的思想又受到太多的争议，他的赤诚不被人理解。故知情人提起潘岳，又有“悲壮”之说。除此之外，他的人生境遇，还有更多个人的不幸福。潘岳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的过早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对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大的潘岳来说，不能尽孝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结。在潘岳事业如日中天时，家庭却不幸破裂，这对于刚刚进入中年的潘岳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在他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引起巨大争议，自己的前途也因此晦暗不明时，慈爱的、给他鼓励的父亲又去世。潘田的去世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有文章预言，潘岳面对个人的前途困境、妻子离异，又临丧父之痛，这个性情型汉子恐怕从此要一蹶不振。
但潘岳的事业心还是战胜了悲哀，他的事业永远是生命中第一位的。2003年10月25日的再度一鸣惊人，《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巨大反响，说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走出了阴影。正如媒体所说，潘岳还是那个潘岳。
《中文导报》2001年3月1日的文章《潘岳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面》里如此描述潘岳：“喜欢读书、交友，善于思考，既能正视社会主义制度弊端，又有鼓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热诚，是‘敢想敢干’型的猛将；有人说他是粗线型，也有人认为他为人率直，尤其他在高干子弟中亦十分活跃。”
伴随着多年来的争论，有人说潘岳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而“失宠”。樊百华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说：“开明派的重要自不待言， ……这里只想给潘岳一点忠告——当说可说则说，不可说索性缄口。即使今后开明派已没有机会采用我的建议，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来。”
第一辑 潘 岳（2）
潘岳是惟一一位重新走完了红军长征路的年轻的中共高级干部。2001年9月1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潘岳把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的佳品，这些文章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让读者见识了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的才情，在高层中是人人尽知的。作家海岩这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引人注目！让人思想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着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青年从 政者的真实形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遭际，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以表达一位年轻从政者的鲜明个性、想像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潘岳认为：做人比做官重要，只要你还死撑着那副凌凌风骨，你就会去写诗、去爱诗，甚至，从政者少一点‘韬光养晦’，多动点儿感情、多讲点儿真话、多修点儿情操、多想点儿诗文，至为重要。如他所言，诗文也确实可以用来改造一点儿社会风气，他所提倡的就是一种新的有时代感的文化精神。”
而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集》的序言中说他“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看了这篇诗文集，就不难理解作者的抱负，更不难理解他何以屡次大胆放言，言他人不敢言，想他人不敢想的原因了。
潘岳正如自己所说：“……香格里拉雪山，是中国人自己的雪山，不可不攀越！”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不能回避。
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2002年上半年，潘岳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执政党了，这在一般人眼里不是个问题。可时过50多年，“执政党”一词为何重又流行开来，频繁见诸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像潘岳这样的理论家的话语中？这是个理论问题。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年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进程时得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在此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