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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贡献是，他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就是他的“雁行战略”理论。
房宁一直关注和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他认为，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房宁将其称为“雁行战略”。一方面，不断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雁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
房宁一再强调“雁行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破坏作用。他指出，不断的下行性梯次转移的结果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系统与技术开发产业面临“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的“三无”局面。久而久之，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与技术开发系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指出“雁行战略”的经济实质是国际交换中的垄断，即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形成了卖方垄断，并造成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技术上“进口替代”，进而产生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雁行战略”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依附关系日益转化为一种技术型的经济依附关系。
由于对“雁行战略”的深刻洞察，房宁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战略产业和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提供坚实的理论证明。
——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近年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也包括国防现代化。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的状态，国防现代化滞后，而在他看来，没有军事力量保护的现代化是脆弱的现代化，最终可能被终止或夭折。
一次做客新浪网与网友对话的时候，房宁从当年陈毅元帅的说法点化出“小康之家要养上几条大狼狗”的说法，流传一时。他的意思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须相应地加强国防建设。房宁认为，为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应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加速国防现代化。房宁的这一判断是与他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看法密切相关的。
房宁很看淡中美关系的前景。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战略利益冲突和经济结构矛盾。他说：“地球就那么大，资源就这么多，环境就这么脆弱。国家之间，具体说就是中美之间在生存与发展上矛盾是客观的，中国要发展，中国人要富裕，就只有过美国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永远毕不了业。”
为此，近年来房宁日益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在他的新作《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中，他这样写道：“美国分化中国的战略是既定的，美国不仅亡中国之心不死，而且已经越来越多地付诸行动。中国无法改变美国的战略意图，中国无论多么‘顺从’，美国也不会将中国从竞争对手的名单上去除。……中国在美国战略包围和遏制中的‘突围’取决于中国能否尽快在短期内与美国取得一定的战略均势。”房宁提出三个“刻不容缓”：“中国要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产业重组和调整，刻不容缓地发展关键军事技术。”他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军事技术的突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走势，这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获得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关键。”
第一辑房 宁 （7）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生产力，而是一种和谐
还是在多年前，许多中国学者都拜倒在西方脚下的时候，房宁曾用三种颜色来解释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必然。
这三种颜色中，其一是红色，这代表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这是他的底蕴；其二是蓝色，代表着忧郁，这是他对美国所见所闻后的一种思想积淀。他坚持认为美国的文明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美国文化的本质是无限扩张的“一次性文化”，它和自然生态是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必然通过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第三种颜色是绿色，就是超越现代意识和现代社会体制本身，寻求一种未来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房宁身上具备的这三种颜色实际上是他个人身上多种思想综合的一个隐喻。他所谈论的“民族主义的底蕴”具有深沉的社会主义色彩。他曾说过，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功能社会主义，它的结构与社会主义不一样，但功能是一样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房宁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说他内心里是一个忧郁社会主义者。而他的一个学生谈到自己这位老师的时候，竟说她觉得在老师谦和儒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狂热。更有人描述当代中国左翼思想光谱时，把房宁归入了“斯大林主义”。房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不是他为社会主义进行的辩护，恰恰相反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深沉的反思和批判。这样的反思和探索一直贯穿着房宁学术思想的始终。早在1995年，他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性的比较和分析，指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对人类的深刻启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总体性的较量”。
1997年，房宁一篇在中国左翼思想界具有强烈冲击的论文《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在“中国与世界”网站上首次全文发表，也使他成为中国新一代社会主义学人中的领军人物。
房宁在这篇文章中以相当大的篇幅，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沉痛教训中，论述了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崭新思想，也提出一条被海内外不少左翼思想家认为是值得探索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这是房宁第一次十分集中地专门阐述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其中处处透露着他的痛苦反思。他的和谐社会主义观念对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注解。
房宁指出，“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按照当时的理解，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因为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房宁看来，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因此他提出不应把社会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某些优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他的这种挑战成见的眼光和勇气受到了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赞赏。
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是房宁重点论述的一个问题。这方面他显然借助了西方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他指出，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人的需要分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它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他认为需要的社会性包含“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和“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由于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仅是其形式而已。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由此他认定，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