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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经济崩溃和低收入国家的政治动乱。布朗在这里向世界散布了一种“中国粮食威胁论”。
康晓光在《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一书中，以强有力的分析颠覆了布朗的观点，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中国谷物进口的扩大，只会给粮食出口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态环境。中国在进口谷物的同时，不会向其他国家出口生态压力和环境危机。
他还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来说明，除美国等国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几乎都是粮食净进口国。他预测，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将表现为：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 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毫无疑问，康晓光在与布朗进行理论交锋时，显然表达了个人对中国进口粮食的鼓励，因为在他看来，进口农产品丰富了国内市场，调剂了某些品种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利用国际资源提高供给能力，一些优质品种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农业生产质量的提高。
这样的推论与韩德强的观念相反。
韩德强认为，康晓光引用“比较优势论”犯的是逻辑错误。康晓光在认同“所谓‘国际贸易’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时却忽略了国际贸易的竞争本质的静态说法。韩德强认为，从动态观点来看，国际贸易实际上是企业间国际竞争的方式。一国贸易力量的强弱，输出额的大小，实际上是该国企业竞争力强弱的标志。一国产品输出得越多，竞争力就越强，技术改进的动力也就越强，占领产品输入国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其竞争对手便越遭到削弱，直至产品输入国的企业破产或被输出国企业兼并为止。
在康晓光看来，美国之所以成为农产品出口国，是因为其农业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很强，而不是因为其农业很强。韩德强认为这是康晓光的一个核心误解。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早已不再单纯是土地密集型产业，而是集廉价石油、农业机械和电气、化肥、农药、生物遗传工程和规模经济于一体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市场密集产业了。在美国农业的强大攻势面前，第三世界各国纷纷从粮食自给国成为粮食进口国，连欧洲都难以抵挡美国农业的进攻。
韩德强认为，康先生的观点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浪漫主义。正是从市场浪漫主义出发，康晓光才主张粮食进口，而且给国人一个进口的倒“U”曲线，以向那些不主张大规模进口粮食的人表明：现在多进口，将来可以少进口。但韩德强又说，康晓光在结论上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主张粮食进口，而在于主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中国的弱质农业接受美国的强势农业的竞争和淘汰。这才是韩德强与康晓光交锋的焦点。
关于市场浪漫主义，韩德强在他的《碰撞》序言中说，所谓市场浪漫主义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合称，其核心理念是“看不见的手”，即认为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会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范围，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即国际间放任自由的贸易可以自动实现各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理念体现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预期上，即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会经历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早发达的为先进，尚不发达的为落后。一句话，市场浪漫主义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市场机制上，否定任何国家干预的合理性。
康晓光秉持的一个观点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全球一体化到来的时候，进口廉价农产品可以提高中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中国必定是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韩德强看来，这只是康晓光的主观判断，因为，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廉价农产品大量涌进国门之时，中国工业的竞争力在进一步下降。道理非常简单，无论是中国农业还是工业，在跨国公司的面前都缺乏竞争力，因此，一旦开放程度加大，工业和农业就会同时落入困境。另外，在市场浪漫主义的光晕下，康晓光不但看不到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险，反而误以为中国正在跨国公司的接管中日益强大起来。因此，康晓光才根本误读了“中国威胁论”的真正背景和动机。
韩德强看到，在西方有一部分人曾希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让中国走向世界，以消除中国社会主义对他们资本主义的威胁，但是他们同时看到中国的强大对他们国际霸主地位的挑战，又看到，占人类1/5的中国人也要加入“富人俱乐部”的话，势必会争夺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在市场上也会发生冲突。于是，西方人才决定借助各方面的力量来“遏制”或“围堵”中国，来保证自己作为“先入者”所占据的垄断利润。这是西方国家合伙鼓噪“中国威胁论”的真实动机。
在中国经济界，韩德强有“新左派代表人物”之称，他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经济路线，追求国家利益的优先，更多地关注经济机遇带来的负面效应。韩德强曾说：“作为对市场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学者，虽然我赞成政府的决策，但却觉得有必要多讨论一些加入WTO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市场浪漫主义多加以分析，以便人们更加清醒地研究加入WTO的应变对策，使加入WTO真正成为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崛起的契机。”在这一点上他与自由经济观点很强的康晓光是一致的。但如何保证中国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如何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更好的发展，康晓光则有更开放的态度，这种思路上的争议为中国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更加透明的学术争鸣空间，也为中国高层的经济决策提供一个多层面全方位的参考。
第五辑 康晓光 （6）
与朱镕基所见略同：为“弱势群体”政治代言
自1994年被派往广西参与扶贫工作开始，近十年的时间，康晓光主持了十多个研究课题，研究领域多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问题。尤其在“收入差距”“资源与环境”“国家与社会关系”一系列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成绩最为骄人。
康晓光的一系列研究差不多都是围绕着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展开，他实际上在为消除社会的“不平等”而做长期的努力。有人这样说，正是因为康晓光多年来不辞劳累深入基层，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正是因为他一如继往孜孜不倦地分析弱势群体形成的深刻原因，才引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在2002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弱势群体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朱基总理在会上将农民收入增加不快形容为他“最头痛的问题”，表达了他对弱势群体的忧虑和加大关注扶助的决心。朱基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新名词，强调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就业援助。
据资料显示，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残疾人、孤寡老人以及早年退休人员的中国弱势群体约11800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30％，占全国人口的9。3％。造成弱势群体存在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竞争作用导致人员下岗失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造成的两极分化；农村人口过多，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这些年来，康晓光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省，尤其对贫困地区的生活状况痛心疾首。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反贫困行动的重要原因。1999年，康晓光在评论《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时动情地说：我相信每一个去过中国贫困地区的人， 每一个进入过贫困农户家中的人，每一个看过贫困地区那些破烂不堪的校舍的人，每一个注视过失学儿童的乌黑的眼睛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地离开那里，都无法忘记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幕。
康晓光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