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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宫少鹏在研究公共外交时发现了中国早期外交队伍中奇特的“外交报人”现象。据他的调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411名大使中，有52人曾有过“报人”的经历，占总数的12。7％；如果排除411人中经系统外事训练而渐次成为资深外交官者，所余人数为284人，“报人”比例也因此上升为18。3％，再加上由于多种原因而未曾担任过驻外使、领馆馆长的资深外交官如章汉夫、龚澎、张颖者，估计在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曾一度占资深外交干部总数的1/5左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担任外交部长的7人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都曾有“报人”经历。这些“报人”外交官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
1997年，宫少鹏在《新中国外交界中的“报人群体”及其特征》一文中说，人类进入近代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强权代替公理，使得历来重婉约、贵含蓄的外交几近荡然无存。强国欺负弱国，只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不用讲理。弱国无外交，只能仰人鼻息，在强国面前无理可言。于是外交成了“表态”，是耶非耶，一字足矣。“说理外交”是中国古而有之的传统，以“通晓利害之辩”“息兵于千里之外”的事例史不绝书。只是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外交史才成了一部屈辱史。于是深文曲笔、委析入情的外交文件只能见于怀旧的梦幻，映入眼帘的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一幕幕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国家的独立、主权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肯定了“说理外交”存在的必然。
宫少鹏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就是希望当代的外交官或外交专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继承和发扬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
公共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它可以通过个人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外交目的，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广播、书刊等宣传媒体来达到宣扬本国文化与政治制度、解释本国官方立场等外交目的。
美国是最先利用公共外交实现其全球战略渗透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美国在公共外交上不断遇到挑战，最大的有3次，但每一次都能利用政府设立一个特别机构来争取公共外交上的主动。二战后，罗斯福总统创立了战争信息办公室，由一批专门人才为报道战争的稿件加工润色。后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把战争信息办公室改造为美国新闻署，以更大的舆论对付共产党国家的“赤化”。冷战期间，艾德华·莫罗主持美国新闻署继续为“瓦解”共产国际发挥作用。克林顿执政后，没忘公共外交这把“软刀子”，设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来削弱塞尔维亚民众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最后达到了目的。“9·11事件”后，小布什对美国的公共外交非常不满，特别是在对穆斯林世界的宣传方面，认为没有使公共外交发挥以往应有的作用，因而决定重振美国的公共外交。鲍威尔说，美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差劲，使得激进的阿拉伯组织和利益团体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无神论国家，这是同伊斯兰宗教信仰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于是小布什紧急任命了比尔斯副国务卿专职负责公共外交。比尔斯开始“公关外交”，试图通过外交宣传来改变这一局面。他宣称，“我们必须走出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因为有人正在散布一些‘扭曲’的版本”。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2002年6月17日就美外交关系发表讲话，提出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外交政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向电视广播部门提供1。35亿美元拨款。海德在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海德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说，地球上近70亿人的心声正日益流散，努力赢得这一心声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信息时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呼吁更多地利用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广播，特别是电视这一最强大的媒体，来推进公共外交工作。
宫少鹏意识到，比起美国，中国的公共外交明显滞后，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层及外交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也曾多次在外交学术研究会及与外交部、中宣部等高层见面时谈及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重视走向民间的“说理外交”，让老百姓真正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意图，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中国公共外交初显端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令宫少鹏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媒体日益发达，公共外交在中国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外交终于向群众打开了窗口，如外交部的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已经规范化，特别是开放式的电视新闻评论直播形式的出现，使中国公共外交呈现全面开花的鼎盛期。
正是日益开放的公共外交化解了老百姓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理解。作为研究外交理论的权威人士、国际热点问题专家，宫少鹏无疑是公共外交战线上的主力，而他也从中更深刻地理解到公共外交实在太有必要了。
2003年3月22日，宫少鹏作客新浪网，就伊拉克战争的诸多问题与网友交流。许多网友提出一个要宫少鹏回答的老问题：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政策过于柔弱吗？这个问题宫少鹏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了解答，但很多人还是表现出不理解。这次宫少鹏打了一个比方，尽管这个比方不一定妥贴，但比较容易让人理解。他说，假如我的邻居夫妻在吵架，也就是说一般的吵架，没有杀人，也没有死人，我随便去管吗？我看一般的人都不会去管。如果我去管，我的太太会怀疑我有外心，我的邻居夫妻争吵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也会认为我想当第三者。宫少鹏认为，对于这些吵架事件，我去管和不去管要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看看人家的邻居、人家的朋友、人家的亲戚，他们在管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样管的。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有阿拉伯联盟，我们中国的态度无论如何不能比阿拉伯联盟的态度还要强硬，否则我们就是喧宾夺主，我们就成了阿拉伯联盟的领导了，人家要怀疑我们要称霸阿拉伯世界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他提醒大家可以看一看阿拉伯联盟，也可以看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们中国的态度和阿拉伯联盟的态度是相符合、相一致的，我们不能超越阿拉伯联盟的态度，作出一些我们认为应该是正确的行动，我们不能喧宾夺主。
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前，法国、俄罗斯、德国提出了和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不同的议案，中国支持了前者却又不加入到他们的集团里去。是不是故意要有低姿态呢？
宫少鹏从中东的行动模式上解答了这个问题。上面说到的这些西方国家常常是在中东发生问题的时候，聚在一块做出某个决定，然后把这个决定拿到中东国家去，希望中东国家能够接受，甚至有的时候是强迫接受。如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中东地区争霸，1976年爆发了第3次中东战争，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总统约翰逊就举行了格拉斯堡会谈。第4次又组织了日内瓦各方的会议，这都是美国和苏联事先商量好了，然后把这个决定告诉当事国。但中国的决策方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以直接和当地国家进行合作的方式，来介入中东的问题。我们有什么事情，并不是跟大国结成同盟，我们替他们拿了主意，然后把这个决定强加给中东国家，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正因为有这种传统的独特的对中东的行为模式，所以中国支持了法国、德国、俄罗斯的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参加到他们的共同提案当中去。
另外，宫少鹏认为，国家利益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前提。什么是国家利益，各个国家的认知不同。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黎巴嫩有相当多的居民是天主教徒，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不是穆斯林，是天主教马龙派，一旦在这里面出现恶性事件，法国人就要站出来采取行动，法国政府认为黎巴嫩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们的利益，要站出来。如果天主教马龙派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美国不会有什么反应，中国也不会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