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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1号决议即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新决议。这一决议是美英两国应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要求，在对原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后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通过的，删去了有关授权自动动武的条款，增加了“尊重伊拉克、科威特及其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内容。
决议一方面强化了对伊武器核查机制，一方面也为阻止美国单方面对伊动武、维护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及为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唐家璇部长在看了宫少鹏的电视评论后，拍手叫好。于是他在3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未等记者提问便作了一个开场白，强调了中国在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座的记者都深受触动。
宫少鹏在外交学院任教17年，共发表了学术论著60多万字，博弈论、外交调研、联合国问题、热点政治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就像他在媒体上的评论风格一样，他的研究论文风格独特、博大精深，在学术界和外交界都享有很高声誉。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所言：宫少鹏是个逻辑极严密的人，“散得开，收得住”，从不回避问题，熟练掌握说理艺术，理论知识相当全面。
第五辑 宫少鹏 （2）
写作《佩雷斯传》带来两个政治人物的会晤
1996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署名肖月的人物传记《佩雷斯传》。这个肖月就是已经升为外交学院副教授的宫少鹏。
佩雷斯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中东政治人物。他出生在波兰（现属白俄罗斯），幼年在巴勒斯坦度过，少年以后生活在以色列。据说一次远游时他爬上一棵大树吓走了落在树上的大鹰，一位动物学家对他说“这是一只佩雷斯”，他才用了佩雷斯的名字。
1948年佩雷斯任以色列国防部海军事务负责人，开始步入政界，此后长期在以色列军界、政界担任重要职务。他精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党务工作，具有与阿拉伯人进行外交谈判的丰富经验。他温文尔雅，同时对既定的目标坚忍不拔地执着追求。他自称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
佩雷斯被认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设计师。他坚信以色列的未来在于与阿拉伯邻国的和平相处，他支持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梦想在中东建立一个类似欧共体的组织。1993年1月20日，经过长达8个月的14轮秘密谈判，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他与巴解代表阿布·马赞在奥斯陆草签了巴、以和平协议，使巴以双方终于相互承认，迎来巴以和平的曙光。1994年，佩雷斯与总理拉宾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一起，因推动以巴双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佩雷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使长期研究中东问题的宫少鹏很振奋。因为当时佩雷斯能否获诺贝尔和平奖存在悬念。最初这个奖是准备颁给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的，他被称为在巴以之间穿针引线的“红娘”，为促成签订奥斯陆协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因心脏病突发于1994年1月13日逝世。评委们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巴以双方领导人。但是有人提出，“如果拉宾得奖而佩雷斯落选的话，那将是个悲剧”，拉宾是以巴和谈的倡议者，关键时刻又是他不顾一切拍的板，因此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而佩雷斯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佩雷斯促使拉宾下决心与巴方达成协议。最后评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让拉宾和佩雷斯同时获奖。
如果说佩雷斯获奖是宫少鹏写作《佩雷斯传》的发轫，那么拉宾之死则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呐喊的责任。
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主攻灌溉工程。二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加入反对轴心国的军事组织。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26岁的拉宾担任“哈雷尔”旅的旅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他先后担任了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军训部长、北部军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等职务，被称为“鹰派将军”。
拉宾曾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最后一次担任总理后开始认识到，缔结中东和平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惟一出路，从此成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
1995年11月4日，犹太安息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国王广场发表演说时不幸遇刺，成为中东和平的殉道者。拉宾去世后，佩雷斯出任以色列代总理，中东和平的重任落在了这位72岁老人的肩上。
《佩雷斯传》以理性的笔触，生动地记录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拉宾之死的漫长的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画卷，着力表现了佩雷斯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他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刻画了佩雷斯的机智、沉着和杰出政治家的胆识，使中国读者真切感受到这个血肉丰满的中东政治人物的魅力。
1996年底，宫少鹏将刚出版的《佩雷斯传》通过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向佩雷斯赠送了一本。佩雷斯意外地收到宫少鹏的赠书格外高兴，他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的感情，也体会到中国人民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关切。
1997年，接替拉宾担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佩雷斯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他应邀来到外交学院发表演讲并与师生座谈，当佩雷斯谈到拉宾为了和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几度哽咽。佩雷斯就是在这时才想起为他作传的中国教授宫少鹏就在外交学院任教。
佩雷斯喜出望外，高兴地找到了宫少鹏，询问图书发行是否成功，两人交谈甚是欢畅。以后佩雷斯每次访华都要与宫少鹏面晤。
2000年8月16日，佩雷斯以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长的身份来华专程向中方通报中东和平进程最新发展情况。他在与中国学者见面时，还特意提到宫少鹏，并与宫少鹏共进早餐。
2002年春天，在巴以冲突日益升级、和谈重起前景渺茫的背景下，佩雷斯以副总理和外长的身份访华，寻找中国的支持，希望借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使以色列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取得主动地位。在与唐家璇外长、钱其琛副总理和朱基总理先后会见后，佩雷斯照例安排了与宫少鹏面谈。
为了表达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色列人民和他本人的支持的感谢，2000年佩雷斯决定出任以中友协名誉主席，他还找了以色列一个大资本家赞助协会的工作。
“不间于至亲之间”——中国在伊拉克
战争问题上之所以投弃权票
在当代中国的外交研究人员中，宫少鹏是最先倡导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从他这些年的著述以及与媒体的密切合作中可以看出，为使外交走进人民中间，他不但大事呼吁，而且身体力行。
1996年美国造势进攻伊拉克，中东再次出现海湾战争后新的战争危机。有一天，外交学院的一位工人突然找到宫少鹏，急切问道：
“宫教授，你说这个仗能打起来吗？”
宫少鹏也感到有些意外：“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位工人说：“我手上有辽河油田的股票，多少年了都没涨，这两天涨起来了，我想把股票脱手，但如果中东的仗打起来，可能股票还会看涨。”
宫少鹏说：“这个仗打不起来，你还是脱手吧。”
宫少鹏从这件事中感到，其实当代的老百姓非常关注国际形势，也是关心外交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全球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宫少鹏看来，外交是为国政服务的，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加强和本国公民的外交方面的沟通。这符合外交理论。新中国成立时，公共外交搞得非常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报纸上经常刊登有关外交政策的分析文章，非常精彩。“外交才子”乔冠华最擅长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讲给老百姓听，增强了老百姓对国家外交的参与意识。但是宫少鹏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公共外交明显削弱了，报纸上也看不到专家为老百姓写的外交解读文章了，因而造成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理解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初，宫少鹏在研究公共外交时发现了中国早期外交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