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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因此，张文木认为，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主张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他提醒中央高层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美国是中印关系中最大的变数
张文木被认为是印度暨南亚问题专家，曾有大量的有关印度和南亚形势的探讨文章发表并引起中国高层的注意。可以这样说，多年来，张文木对南亚局势的分析，影响了中国政府对南亚形势的判断，包括对印度外交政策的施行。
其实在早些年，张文木在谈到国家安全时，对中国总体安全有一个基本判断。他说，鉴于西藏在中国未来崛起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东急西重”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新形势。“东，在乎发展；西，在乎生存”，现在看来依然值得人们思考。
南亚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门坎。因此，印巴两国的存在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第四辑 张文木 （4）
中印的边境线较长，即使在尼赫鲁时代，中国也是印度实现其“大印度联邦”不可回避的邻近大国。张文木从历史上看到，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想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论从长远角度还是从短期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当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年底印度3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进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度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中印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曾在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时得到缓解。然而两年后风云突变。
1998年5月，印度军方突然违反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决议进行了核试验，消息传出后巴基斯坦也试爆一枚核弹作为对抗，世界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为了摆脱“战争贩子”的罪名，费尔南德斯多次大放厥词，表示“印度发展核武器是迫不得已”，是由于受到了“那个强大的北方国家的威胁”，把中国当作“比巴基斯坦还要危险”的“潜在敌人”。
印度《论坛报》1998年7月27日刊出文章《如何对付中国》称：“随着5月核试验，我们已决定对付中国，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威胁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在与北京的对抗中，新德里若想下大赌注，就应拣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应捡起西藏问题。尼赫鲁时期我们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人侵略西藏时，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包括达赖本人，被迫到我们这里避难。中印间的缓冲区移动了，这使得中国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采取侵略行动。如果我们真要让中国为难……我们就应当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北京可以声称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地区’，我们就应提出当前的西藏地位和在那里发生的西藏人权问题。问题在于现政府是否有胆量这样做。”其反华气焰非常嚣张。
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多年的印度作家汉弗莱·霍克斯，曾出版一部战争幻想小说《龙之火》，小说开卷提到，印度所支持的一队西藏分裂分子欲攻占拉萨，因而掀开了中印两大国的战幔。故事中，两国开战了约1个星期后，2007年5月8日，中国以核武器分别袭击新德里和孟买，杀死了最少20万人，从而结束了战争，印度则未作报复。费尔南德斯对该小说推崇备至。他认为，在书中看到了真实，每个印度人都应该看。费尔南德斯曾形容北京为印度“潜在的最大敌人”，在中印外交界掀起轩然大波。
多年来，以费尔南德斯为首的主战派之所以在印度政坛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总理瓦杰帕伊在撑腰。瓦杰帕伊与费尔南德斯并不属于一个政党，但政治观点却惊人地一致。瓦杰帕伊一直希望印度拥有核武器，从而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这和一向立场强硬的费尔南德斯不谋而合，因此瓦杰帕伊当上总理以来，不顾人民党内部要员的反对，大力保举费尔南德斯。不仅如此，瓦杰帕伊还让费尔南德斯担任联合政府各党领导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张文木不明白的是，自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后开始恢复的中印关系为什么又突然陷入低谷呢？印度究竟想干什么？
张文木看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有对巴基斯坦—中国西藏—孟加拉一线的实际控制能力，在南面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能力。要实现此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而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促成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人们不难看到，印度这种大胆的冒险行动与美国的南亚政策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打垮，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益走向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主导和控制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完成了从东西两翼遏制俄国和中国的部署之后，1997年底又开始把外交目标重新投向已被冷落的南亚。
美国要加强南亚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石油。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制巴尔干和南亚地区。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出口。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堵截中国经济西进，从而让能源需求西进的战略意图。
美印在中国西藏问题上，也有着心照不宣的合作。2001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而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使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而不是与中国发生正面和全面冲突，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回（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
由于中印边界问题本身就与所谓的“西藏问题”扯在一起，因此，张文木推断，未来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向“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