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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读到张松时，谈歌感慨颇多，刘璋也算是一个正人君子，就算是窝囊了点，也不致手底下出这样的人物啊。以刘璋的目光，就算短浅，也应该对手下的干部们有一个考察。如何就让张松这样有才缺德的知识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呢？而且还能接触到企业的核心机密，把顶顶要紧的军事地图弄出去了。张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至少也是读过圣贤书的，至少也应该懂得吃人家的饭，操人家的心。这算什么啊？那些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退一步讲，如果是刘备主动找到你家里去了，行贿，拿出一箱子美元或者英镑，晃得你张松眼疼，你一时犯了财迷，把持不住，或者你张松碍于组织纪律，不好出面，正赶上你老婆原则性不强，党性不强，一时挨不住，收了刘备的银子，就把地图给卖了，这也算是一说。可是这算怎么回事啊？是你主动偷出去卖给皇军的啊。这就是叛国，就是汉奸。这样的人不论多么有才，才高八斗也罢，以至九斗十斗也罢，也都应该杀掉。后人不能以张松这类是人才，就把这叛国的事儿抹去不提了。这是政治上糊涂。
我给大学里讲过中文课，有一次讲到历史上一些变节的文人时，一些学生的态度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大都对这些文人汉奸景仰不已，格外崇拜一些汉奸文人的才华，都快成了这些汉奸文人的“粉丝”了。还有学生质问我：人家就是才子，干吗因为一点政治问题就不依不饶呢？问得理直气壮。还有的讲：人都有两面性，不能不看到一些才子的另一面。写到这里，谈歌的确十分悲哀，我不理解，现在的大学里如何连基本的政治都不讲了。我看这些大学生还有没有一点基本的是非观念了？我给这些学生打过一个比方：比如你家的姐姐或者妈妈，长得十分漂亮，如果让某一个流氓看上了，强暴了，你还能分析这个流氓还是有爱美之心的吗？再打一个比方，一群外国强盗，来到了中国，让一些识文断字的中国人带路，来到了你们家，抢了你们家的牛和羊，烧了你们家的房子。你对这个带路的中国人能不愤恨吗？事情不打到谁头上，谁不知道难受。抗日战争，我们中国人死了三千多万老百姓，三百多万中国士兵战死。想想这些，我们还能替那些汉奸文人去讲话吗？
就是当今时下，我们的社会情操教育仍然是一个问题。大学只教青年人的学问，而道德情操需要青年人自身的培养。青年人不能只讲学问不讲情操，张松的问题，是要引起知识分子的自省发问。写到这里，想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败类，为了自己出国，竟然把国家的一些科学成果都偷偷带到了国外，向国外的企业献媚。这就是背叛民族利益。往小里说，一些企业里，一些知识分子拿着企业的高工资，却把商业机密出卖给了另外的企业。这算什么？难道我们可以说都是在中国，这就不算什么了？这至少是人格上的缺损。
他们跟张松应该算是一类人。
写到这里，心头的悲哀仍然挥之不去。我们的民族的嫉恶如仇的品质莫非真是退化了？古人尚且知道把秦桧这些卖国人物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我们现在掌握了电脑的现代人，一些在高等学府里深造着的学子们，竟然学会了对汉奸们的原谅（不仅原谅，而且崇拜）？我们什么时候偷偷摸摸地有了如此宽容的胸怀？我们什么时候有了对吃里扒外的汉奸们的爱惜之情呢？我们的脑子什么时候开始进水了？写到这里，想起我家乡的一件事情，我的老家是山区，我爷爷那一辈上，村里的古姓开始发达，他家有六个儿子，其中五个都送到外边去念书了。抗战开始，古家这六个儿子有了不同的命运。留在村里的这一个参加了区里的抗日武装。外边的五个儿子有四个参加了共产党或者国民党，抗战。只有老三当了汉奸。抗战当中，古家的六个儿子死了四个，只留下了老六和老三。老六一直在村里，老三跑到国外去了。老三先是在国外教书，后来在国外做买卖，发了些财。改革开放后，老三以外商的身份回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可是古家却不认他，老三至今不能回村。后来老三死在了国外。老三的一个侄子，是个农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他说，我三叔叫什么，汉奸，古家不承认他是古家的人。他也是一个读书人，却给日本鬼子做事情，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如果我们古家认了他，我们古家其他人岂不是白死了？这件事让我十分震撼，莫非我们当代的一些大学生，还不及一个八十多岁的农民有政治头脑吗？
张松这个内奸人物，实在是知识分子的耻辱。最后刘备要攻打西川时，张松私通刘备的事情败露了（让他哥哥张肃给举报了。张肃这人还真是有原则，别看咱们是亲哥们儿，可是你当内奸，我不能包庇你），张松就让刘璋给杀了。那时候倒没有哪一个文臣武将站出来替张松求情。可以看出刘璋手下的干部们还是有原则，有党性的。
至少刘璋手下没有这样政治上的糊涂虫。
杀！对张松这种王八蛋。别客气。
责任编辑 宗永平
花器
徐 风
一 壶中女孩
1919年农历十月初十，黄昏，江苏省宜兴县潜洛村，一户简陋的陶艺人家，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的哭声清脆，如同刚出窑的陶器。秋风细雨正在荡涤着这个日见萧瑟的乡村，寂寞的田野在零星的狗吠下显得更加寂静，村西边烧制陶坯的窑头还在喷吐着滚滚的浓烟；夜幕降临的时候，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挂着刚做父亲的忐忑和欣喜，大步流星地穿过几条田埂，去向他的父母和亲戚们报告。当他返家的时候带回了父亲大人刚给女婴起的名字：林凤。这是蒋氏家族的长孙女，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所有的人都希望她是个男孩。由此，鞭炮和酒席以及染红的鸡蛋被理所当然地省略掉了，尽管如此，女婴的父亲蒋宏泉先生第一次抽笨地抱起他的女儿的时候还是非常激动。窑场的陶器在满世界丁当作响，器皿清脆的交响越过村庄，在广袤的田野的上空弥漫，开窑的人们在尽情吆喝。在蒋宏泉听来这些原本美妙的声音都没有孩子的啼哭好听。蒋家是紫砂世家，按理在这凋敝的乡村，有手艺的人是受人尊敬的，但紫砂艺人又区别于那些泥瓦木匠，他们的一手绝活常常换不到饭吃。紫砂壶和阳羡茶一样，都是有钱人的消遣，而一个有钱人周围就有1000个穷人，甚至，连农民还不如的是，捏泥巴的紫砂艺人并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活路全在十个手指头上。因此，家里添了一张嘴吃饭的蒋宏泉只能把生活的指望完全寄托在村西那座日夜喷吐火舌的老龙窑上了。窑场即生死之场，他疲惫的身影在落日下被无限地拉长。一种两头尖尖翘起来的小木船会不定期地停泊在村头的小桥旁，船主会用大米、盐巴和针头线脑换下他捏制的那些活灵活现的陶马，牛，老虎，当然，更多的是紫砂壶。小木船来的时候蒋宏泉满心喜欢，小木船走了，他又有些惆怅，仿佛他的精气神被带走了，他创造的无从言说的欢乐也被带走了。他郁郁地扛着半袋大米回家，还有一个小铃铛，那是他以仅有的能力给女儿林风的一个小小惊喜。
1919年的潜洛村遥远而且模糊。近90。年前的那座神秘乡村在1983年出版的《宜兴地名录》里仅仅占了一行小字：“范蠡开凿蠡河与西施在此息落，故称前雒，后讹传潜洛。原潜洛有七个庄，后并为一村。”从字面理解，这里曾经是越国大夫范蠡和旷世美女西施的栖息之地。不难理解，我们的古人总是创造一些半神半仙的美丽故事来作为自己的精神背景。地理意义上的潜洛村离陶瓷产区丁蜀镇不远，离宜兴县城则亦20公里，与毗邻的上袁村一样，潜洛村也是紫砂的发源地。这里属于阳羡地域，水土丰厚，四季分明，历史上滋养了无数人杰，也蕴藏着成功人士机遇四伏的人脉背景。紫砂起于北宋，盛于明清，由于质地独特、壶式古朴风雅，得幽远之趣，不媚不俗，与文人的气质十分相投，让天下土人墨客莫不宝爱。宋人梅尧臣诗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辛弃疾则抚壶吟咏：“一水试泉痕。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铀颊犹存。”到了明清时期，紫砂名家辈出，壶则扶摇直上，无论宫廷黎民，爱者日隆而冠绝一时。时大彬、陈鸣远、邵大亨、陈曼生、黄五麟……潜洛人提起这些紫砂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