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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教育儿女上没有母亲付出的多，也没有母亲那样的好脾气，却以他的聪明智慧在我心目中落了个好形象。我们家的家庭口头新闻传播中就有这样一条，五十多年前的事，父女之间的。说的是父亲只在小女儿很小，还没有记忆的时候打过她一巴掌，而一辈子落了个文明教育的好名声。
建国之初，党政机关干部的生活费用，经历了从供给制转为包干制，而后再到工资制的过程。供给制、包干制，就是每人每月按行政级别配发多少小米、面粉、食油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再就是少量的货币。那是在包干制阶段吧，父亲还沿袭着根据地时的生活习惯，抽烟挺厉害。一天，他高高兴兴地为自己从不离身的香烟买了个烟盒，就是一种把当时包装十分简易的纸烟盒套进去的塑料盒，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名片盒吧。五十年代初期，购买这种不是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的小件日用品，也算一项认真的支出。我当时刚两岁，正在床上玩耍，见到一个新“玩具”，自然欢喜。没玩儿一会儿，喜新厌旧，弃置一边，再一会儿，一屁股跌坐床上，刚好坐扁了烟盒。新买的东西不到半个时辰就成了废品，父亲顺手给了我一巴掌。本来就被烟盒硌疼了屁股，又挨了巴掌，我便哇哇大哭了一气。
不管这巴掌是真是假，是轻是重，这是父亲一辈子对我这个小女儿唯一的一巴掌，并且我还不记得——因为它发生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其实，普天下哪有父母不打儿女几下的，可我的父亲，高高的个子，不小的脾气，却不论环境怎样变化，心情如何起伏，终生没给我留下什么压力或阴影。在我的心目中，父母十分慈爱，十分文明，从没动过我一指头；而家庭，则永远是我眷恋和依赖的大本营。我还把这种教育方式加以继承发扬，延续到我儿子身上，在他两岁之后，无论发生什么需要加强教育、响鼓重锤的事情，也从来是文斗不武斗，动口不动手。如是，儿子亦感到当妈的很是慈爱，很是宽容，而有敬无惧，快快乐乐地成长起来。
现在我才想起，几十年来，怎么从未想到问问父亲，他当年的这一“举措”是聪明还是无意。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样的感觉，使我的童年和少年十分阳光，心态十分清朗，我就这样一路走来，走过青年，走过中年，走过我大半人生的风风雨雨，不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阳光，始终清朗……
二
距离和父亲告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努力要求自己记住四个字，孝子不哭。3月15日，到北京医院为父亲起灵时，护送父亲的灵柩赴八宝山时，接待与感谢各界前来为父亲送行的领导同志朋友时，我都没有哭。当姐姐和我搀扶着母亲进入告别室，亲属们排成两行，肃立在父亲遗体前，我仍在心里默念：孝子不哭。但是当告别大厅里低缓地回响起被改编成哀乐的《在太行山上》，那一刻，我的一切心理准备、一切自我控制顷刻瓦解，热泪夺眶而出。透过泪水，望着我那“一声炮响上太行”，又“一肩行李下太行”的敬爱的老父亲，静静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父亲的青春年华是在大行山度过的。战争年代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革命大家庭里，父亲意气昂扬，风华正茂。不少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都写到，当年的李庄，身材高大，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平易谦和。在抗战初期就因发表了不少抗日将领访问记而“声名鹊起”。母亲的文章中则朴实率真地写到她初识父亲的印象。那是在1945年整风结束后的一次文艺演出场合。台上一高一矮两个人在表演，高个子说话磕磕绊绊，矮个子站得歪歪扭扭。母亲问她的太行联中的同学，这两人是谁？同学答，高个子是鼎鼎大名的李庄，矮个子是归国华侨杜展潮，都是《新华日报》记者。从那时起，父亲的影子就留在了母亲心中。
如果将一个人的才华从文学和艺术这样的角度来划分，父亲的才华应该主要在文学而非艺术方面。父亲读书极为刻苦，文学历史修养深厚，才思敏捷，文笔利落。但他不善言辞，连母亲都说他说话有点磕磕绊绊。他很少唱歌，至少我从小到大几乎没听他唱过歌；而他高兴起来不时哼唱的京剧段子，我又全然听不懂，当然这绝不是说他全唱跑了调，而是我一点儿都不懂京剧。如是，在他的艺术活动中，他有限的喜欢唱又能唱的歌曲，我能记得住、说得出的，就是《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追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这样一首雄浑舒缓、豪情万丈的歌曲，通常会在阳光之下，以阳光的心情来唱，可我所经历的最难忘的一次，是和父亲母亲一起，夜半更深之时，在与别人共住的屋顶下，声音压得低低的，轻轻地、悲壮地唱了一遍又一遍。
那是在1976年初。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父亲正在经历他参加革命以来鲜有的痛苦感受。父亲的一生，为人正直，厚道持重。对组织上，他可真称得上是“驯服工具”，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对同志对战友，他总是诚心实意，和睦相处。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根据地，没有经历白区工作的压抑或被捕入狱的磨难；和平时期，建国之初的几次政治运动，他也没有被错批错判。因而，他心情最压抑的时期，应该是在十年浩劫期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岁的父亲离开家乡，舍弃优裕的生活环境，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后，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胜利报》、《晋冀鲁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工作。中共中央从陕北转战到西柏坡后，决定恢复党中央机关报（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时，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即予停刊），将华北《人民日报》升格改组为中央机关报，父亲由华北《人民日报》编委进入组建班子，参与组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建国后，历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父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采写了大量被广为传诵的著名战地通讯。如《为七百万人民请命》、《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复仇的火焰》、《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等等。《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刊登于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一版，受到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表扬。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第一批进入北平参加军事接管工作，接着采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一天一篇通讯，发表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等系列报道，忠实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撰写的《任弼时同志二三事》一文，几十年来一直被选入语文教科书。朝鲜战争期间，他受命担任中、英、法三国记者国际采访团的领队，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就进入朝鲜，多次出入汉城，深入到朝鲜半岛南部采访，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抗美援朝战地采访的第一人。
父亲从朝鲜回国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长期值夜班、编报纸。除了五十年代末期被派到苏联工作的几年外，不论当部门主任，当副总编辑，还是当总编辑，都在值夜班。这样黑白颠倒、损身体、不顾家的工作，父亲全心：全意，乐此不疲，一做二十余年。
“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的1966年春天，父亲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照旧值着他那常年的夜班。在奉命删节转载为“文革”造势的《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老人家对《人民日报．》由来已久的不满更加溢于言表。当时主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