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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贵宾、媒体区域等等,需要一个外罩把这些功能区围合起来。因为看台是东西方向高,南北方向低的碗形,外罩也按这个碗形设计,东西方向高起来,南北方向低下去,一个三维起伏的形状。这样,设计最重要的部分就完成了,剩下就是推敲这个罩到底怎么做。
罩是一个钢结构,上下各有两层膜,上面一层是一种透明、叫做ETFE的薄膜,目的是尽量利用透明效果,突出鸟巢的网格。下面一层是半透明的,叫做PTFE薄膜。为什么下面一层要用半透明薄膜?如果它也是透明的,那么纷乱的网格就会投影在场地上,会影响比赛,并分散观众的注意力。而这个半透明的薄膜,就像一个窗帘,光线可以透过这个窗帘进到场内,为体育场提供很好的光线,又不会在场地上形成纷乱的钢构阴影。透过这个窗帘往上看,可以看到影影绰绰的钢构形状,然而这个形状是朦胧的。同时,这层PTFE薄膜又可以起到声学吊顶的作用。
这样,观众在场外的时候,注意力会被鸟巢的外形和构造所吸引,一旦进入赛场、进入这个“碗”内,注意力就该集中在赛场,而不是集中在建筑的结构,因为建筑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为体育赛事服务的。这就像进入剧场欣赏歌剧,最明亮的应该是舞台,观众要欣赏的是戏剧本身而不是剧场长什么样子。
然后的问题就是,在竞赛任务书里,要求体育场有一个可开启屋顶。以前的体育场没有屋顶,因为体育场主要就是举行室外比赛的地方,体育馆才是室内的。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满足人类越来越多的需要,甚至是看起来不大合理的需要:一个体育场居然要盖上盖子,这也被视为世界上大型体育场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次竞赛有13个来自世界各国建筑师的方案,大家为这个可开启屋顶花了很多心思,有飞起来的,有转起来的,五花八门,异彩纷呈。我们的这个可开启屋顶,可以说是其中最简单、造价最低,也是最容易操作的。因为我们觉得可开启屋顶不是这个体育场最主要、最应该表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附属的功能,为了开闭幕式和赛后大型演出时的全天候需要,而大部分比赛的时候是不需要闭合屋顶的。因此,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最简单的,像推拉窗一样一开一合就可以了。这时需要两条平行轨道来提供这种开合滑动的可能性,这两条轨道实际上是两根巨大的平行梁,以承载活动屋顶和承受它滑动时产生的应力。这个可开启屋顶,在图纸上看不大,但实际上有一万多平方米,因为它要覆盖的是超过一个标准的国际足球赛场的面积。
外罩是放射状的、没有明确方向的环形,而两条平行滑轨梁却有固定的方向,这在美学上是矛盾的,一个圆形加上两条平行线很难看,建筑师接受不了,虽然在功能上可以成立。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又在美学上可以成立?我们做了多种探讨。最终得到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编织结构,两条平行线隐藏在里面,不仔细看您看不出来。
张:就是误导你的视觉。
李:对,实际上这是一个美学上的处理,同时具有结构上的合理性,又能满足功能的需要,提供给可开启屋顶需要的两条平行大梁。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出现一些次一级的结构来加强主结构,立面上那些斜向的大楼梯梁也被编织进来,并延伸到屋顶,于是鸟巢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张:就是这两条平行线导致了这个编织结构?
李:可以说它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刺激点。
您可以看出鸟巢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起因。设计的出发点是最原始、最功能性的,但它最终激发了建筑师的潜能,最后达到这样一个结果,被大家称作“鸟巢”,或者是刚才张洁老师那种独特的描述。
所以有人问我,你们如何做出这样一个很前卫、很先锋的设计?
我总是回答,恰恰相反。从我参加这个设计的经历来看,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设计。可能因为大家现在不用这种朴素的办法做设计,反而觉得新奇了。甚至有很多争议,说这个设计是一个“实验品”,被列为“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验场”建筑之一,总之是不适合北京。面对这些批评我心里很踏实,因为我们的设计从那样一个起点出发,而那个角度是无可辩驳的。当然它会面临很多技术的挑战、资金的挑战等等,但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它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即使建筑师再自信,也不能在它建成之前给出最后的结论,也可能到时人们会发现很多失败之处。我们总说建筑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因为建成之后,就很难再更改它,人总是有想不到的地方。
张:在通过这个设计上,是不是相当困难?
李:技术上是这么一个过程,首先由评委评选,评委中有将近一半是当代国际上很著名的建筑师,他们会用当代的、国际的眼光来判断每一个参赛的作品。
张:由设计师来评选?
李:确切地说叫做专家评选。另外还有一半是国内的著名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还有体育专家和政府的代表。评审团最后从13个方案里选出三个优秀方案,我们这个方案是被评审委员会推荐实施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认可。然后进入公众参观、评论、自由投票的程序,在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展出。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北京2008奥运会的主会场,所以老百姓参与的热情非常高,我在电视上看到随机采访不同的人,有说很好,也有说不好,然后激烈批评的,各种意见都有。在公众评选中,我们以微略的优势领先,并不是绝对优势。最后是政府拍板确定。我听说大多数领导很喜欢,现在中国的政府官员自身素质、眼光、视野都很不错,而且不是单纯只听专家的。
张:有过争论吗,与瑞士的两位建筑专家。
李:有很多讨论,也有些争论,因为在设计过程中他们会不断问我的看法。
张:争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比如一个“形”总会有不同的做法;如何设计可开启屋顶,包括平行线的处置;外罩的形状和网格与看台之间的空间应该是怎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大家进行交流切磋。而我对他们来说,除了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角色提供判断之外,也会关注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视点,因此每一次讨论会上,他们必不可少地要问到我的想法。中国文化对他们来讲很神秘,他们对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兴趣,比如国画、瓷器、玉器等,还有中国的园林,甚至园林里草皮、卵石的砌法,他们都觉得充满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
同时,将来这个设计会拿到中国,被中国公众、中国评委审视,而我代表中国一方,和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会直言不讳地发表我的看法。比如说对某个“形”,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联想,有时这种联想足以摧毁我们这个作品,这时候如果我意识到,就得特别及时地指出。
张:比如?
李:比如看似一个马桶,或是一顶警察帽子的形状。因为中国人很善于联想,也很在乎这种联想的结果或指向。并不是说它不好,也很难用合理不合理来界定。而西方人就会觉得无所谓,这个东西跟马桶,或跟警察帽子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一个体育场。
张:有过这样的设想吗?比如像一顶帽子或像只马桶?
李:只是一个比:方,但有类似的情况。虽然并没有那么绝对,但我个人感觉到不好,有点危险。本来是一个起点很好的设计,我不希望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中国人的小忌讳,而失掉它。
张:您和他们的差异,比如年龄上的差异会不会有代沟?
李:没那么严重。虽然我是一个中国的本土建筑师,但我们国家的大环境越来越国际化;我也在国外学习过;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参观、与国外的建筑师交流合作;还有很多的文献可供研究……所以可以和他们在同一个语境里对话。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对话将是不平等的。如果对方认为你的意见是从一个低层次提出的,他不一定会采纳;如果他觉得我们处于同一语境,他就会信任、认可我的意见。所以我们真正是一种紧密的合作,就像PierredeMeuron先生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团队,像一个足球队一样,每个人担任不同的角色,有的是守门员,有的是前卫,有的是后卫,有的是前锋,每个进球都有所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