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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对自己的认识在作家艺术家之后，在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之后。优秀的作品只会出自一个作家成熟的文化心理。有时候是绝望的，基本上没有神来之笔。
到过的地方
一个作家到过的地方，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说得完整一点，就是一个作家到过的地方且留有深刻印象，这往往是他性格的一部分的体现。对于郁达夫这样天性：敏感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我觉得有三个地方对他很是重要。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杭州，一个是日本。
“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吁：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雅堂皇，幽闲清妙（《北平的四季》）。”
“典雅堂皇”和“幽闲清妙”，在我看来这是郁达夫的基本性格（尤其是“幽闲清妙”），只是被遮蔽了，要扫掉尘土才能确认。他是喜欢北京人的，在《北平的四季》中，他接下来说：
先说人的分子。巴，在当时的北京——民国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财阀政客名优起，中经学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贩夫走卒摆小摊的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技之长，而无憎人之貌。
把这段话比照着他在《杭州》中对杭州人的刻薄：
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
我以前是多少有些奇怪的。其实杭州也是郁达夫性格的一部分。他明骂杭州人，暗骂自己，他在解剖他自己。他对杭州人的批判态度，也就是他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而他对北京人的喜欢——他实在喜欢的是他想象和虚构的中国古人，他大概把他所遇到的北京人当作古人了。或许也是他对自己基本性格的自恋和爱惜。
而日本是郁达夫留学和“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的地方，“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雪夜》）”。
郁达夫在日本的经历，激发出郁达夫性格中激烈和夸张的一面，同时也是他获取现代性的途径和手段。如果把那个使郁达夫破了童贞的“肥白高壮”的女人看作一个象征，就更有玩味的“春愁”。
作 品
郁达夫作品不少，有文集十二卷，涉及到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和翻译等等。我认为要想简便地（我辈写点文章无非为了谋生，能简便就简便）了解郁达夫（的性格和思想），他的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很是重要：
小说——《沉沦》《杨梅烧酒》和《迟桂花》；
散文——《北平的四季》《杭州》和《雪夜》。
这是我以前的想法。这回我写《郁达夫册页》，就把这六篇作品看了看，当然也看了看他其他作品，有趣的是，这六篇作品在郁达夫的创作中并不是最高妙之作。或许如此吧，优秀的作品是作者的性格和思想在其中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郁达夫在他自传之一章《雪夜》里说：
“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这句话在我听来，越发觉得郁达夫的纯粹、无奈、挣扎、哀艳和凄美。郁达夫对自己有过评价，也在《雪夜》中：
“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虽然写的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候的心境，其实这心境郁达夫一直保留了一生。郁达夫这样的人，是没有故乡的。他只有到过的地方。
但还是无法概括。因为，郁达夫作为一个文人，他处在社会的动荡之中，身上有许多交叉小径，每一条都能让他自己迷失。也是我们的迷失吧。郁达夫在《杭州》中写道：
“我不是做西湖旅行指南的人，在此地只好不说了。”
我也不是做郁达夫作品阅读指南的人，在此地也只好不说了。
责任编辑：宁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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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洁
品位其实是没有代沟的，所谓品位上的代沟，不过是时代或社会背景的投射。
如同唐诗宋词，不要说眼下，苟延残喘到清代，不过一个纳兰性德，尔后，谁还有那样的闲情逸致，废寝忘食一字一句地推敲那些韵仄、格律……为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而冥思苦想？
艺术是有钱还得有闲的产物，所谓有“钱”，温饱足矣，可对眼下许多人来说，简直是过剩，过剩之后情状如何，还用说吗？至于“闲”，哪儿能用来做艺术。不要说“做”艺术，大部分人也不会再保有细细品味的耐心和胃口。信息时代，转眼之间这个信息就被下一个信息覆盖，在铺天盖地的信息冲击下，有所放弃自然是顺乎潮流。
于是十分清楚地知道，纯文学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
这难免会使一个以文学为生存方式的人，落。入无家可归的境地，乃至坠入消沉。
尽管我看起来足够坚硬，尽管知道没人可以将我救出困境，为什么眼睛却不甘地四望？
可以想见，当我不经意中看到国家体育场、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的图片时，除了感到受了一个意外的冲击，还像得到一个安慰：毕竟还有一个“鸟巢”！
图片背景一派幽暗，或许因为光线从模型内部射出，它通体透明、十分空灵，好像一个游浮（UFO），在缓缓飞旋……
也不像地球上的一个建筑，而像太空中的一颗行星。
其实这种编织式的建筑形式，不能算是空穴来风，早在1972年兴建的慕尼黑奥运场馆上，已见风头，虽然现在已经落伍，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为许多人无法接受。尽管“离经叛道”，却仍然是个具；有人间烟火的实体，比如像张渔网，没错，真像张渔网。
而“鸟巢”不是，“鸟巢”既是具体的，又具有太多的想象元素，不知是不是因为集束光线从模型内部射出造成的效果。
然而倾慕并不能代表可以走近，可以接触。
事实证明我果然没有这个能力，甚至向“鸟巢”的中方设计主持人李兴钢先生追寻过类似“创作谈”那样弱智的问题，而我本人从来不对“创作谈”发言，我认为激发创作冲动的元素极为神秘，根本无从言喻。
我们有过两次会面，若干小时的长谈，但对李兴钢先生从事的工作，仍旧所知甚少。
何况人类根本是不可沟通的，人们之间的会面、对话，只能使彼此多“知道”一些，而“知道”和“沟通”绝对不是一回事。
艺术尤其不可沟通，面对一幅画、一本书、一首交响乐、一栋建筑……受众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作者的表述？即便创作者自己，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他的感知准确地表达？
艺术属于“独自”，能领会多少、表达多少，就看个人的悟性。
虽然没有能力接触这道风景，可是它飞翔的翅膀，毕竟掠过我的头顶，当我仰望那只飞翔的鸟，天空也同时在眼前展现。鸟儿越飞越加邈远，天空却因其无边笼罩所有，包括我。
我们的心永远在追逐空间的无限，而人类的许多活动，又不得不依附于空间的有限，所以建筑艺术与纯文学不同，它将长存——在我们当下所能想象的时间段内。
这一次经验，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应该不算莫名其妙：就像第一批在奥马哈登陆的士兵，明知这是诺曼底登陆中最为艰难的登陆；明知有去无回；更不知道登陆会不会成功，但我知道，在不远的滩头，还有别的士兵与我一起行动，即便倒下去，也会带着一抹暖意。
这个比喻很不恰当，可世界上有恰当的比喻吗？
张：不好意思，接近“鸟巢”大部分是为了我自己。我曾说贝聿铭时代过去了，并不是要否定他在建筑学上的贡献，而是想从建筑美学的发展角度，得到一些鼓励。
李：从美学或艺术角度谈论建筑，谈论鸟巢，不是我特别擅长的。一方面因为建筑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较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