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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凡是经营困难的行业，国有企业都应采取各种方式退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困难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而是９２年泡沫经济造成数千亿元损失，超过了国有企业８０年代亏损十倍以上，引起一系列泡沫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失衡和市场疲软造成的。国有企业顾全大局的社会稳定功能，恰恰有利于缓和泡沫后遗症的各种症状，而国有企业退出必然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美国２９年大萧条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通货紧缩的困难形势下，私营企业正在纷纷退出，国有企业一有困难也要退出，宏观形势必然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触发经济萧条。倘若凡是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退出，那么就几乎要退出所有的行业，但是，这样不但加剧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而且退出之后便毫无出路可言，结果不但是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还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国有企业的退出应该作为个案处理，以免形成“兵溃如山倒”之势，引起需求萎缩和宏观形势恶化，加剧各类企业的经营困难。机械、冶金、化工、通讯等行业，具有技术复杂和固定投资大的特点，需要进行产业间的密切协调合作，私人资本缺乏进入能力和动力，倘若推行了国有企业退出的错误主张，意味着失去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产业。
实际上，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中，都有大量经营出色的国有企业，包括纺织、家电、饭店、餐饮等等，因此，不必人为设置不准国有企业经营的障碍。实际上，国际上并没有行业进入或退出的标准，８０年代，美英大肆鼓吹的私有化浪潮，恰恰是国有企业退出垄断战略性行业，包括煤气、水电、通讯和交通等公用事业，是出于意识形态和谋求私利达的目标，许多发展中国家受骗上当，如乌克兰将国有工业企业廉价卖给外国，拉美国家出售战略性国有企业偿还外债，结果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变成了死城，拉美国家公有事业收费标准猛增数倍，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由此可见，倘若我们将西方国家作为规范标准，盲目地追随其鼓吹的所谓国际潮流，也会重蹈拉美、前苏东国家的灾难复辙。
当前，众多国有企业仍面临或刚摆脱经营困难，不具备大规模股票上市的条件，采取包装上市办法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强迫推行产权行多元化只能“拉郎配”，必然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因此，所谓引入民间资本是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应根据股票市场的资金供应能力，有条不紊地通过股票上市筹集资金，但是，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而不是以出售国有产权的方式退出。无论经营好或坏的国有企业都要退，无论是国有实物资产或股票都要卖，但是，这样必然造成政府税源的重大损失，还会堵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出路，结果必然是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隐蔽地用民间私人资本取而代之。所谓以民间资本取代国有资产，股权出售和“靓女先嫁”等主张，用社会化或多元化来包装私有化，实质上是对公有制丧失了信心，寻找各种隐蔽借口变相搞私有化。
其实，这些人是将私人资本看作民间资本，而将全体人民拥有的公有产权，看作是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官僚资本，但是，私有产权单纯为了谋求最大私人利益，而国有资产才是全民所有的民间资本，从其一贯的经营目的和行为来看，始终是为了全社会和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脱离了狭隘产权利益的高尚品质，绝非许多人隐晦认为的官僚资本。旧中国公司制、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曾广泛存在，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并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以撑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和保障人民生活为己任，仅用数十年实现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实力，因此，国有企业不是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而是成功挽救中国命运的现代企业制度。
有些人主张国有企业的退出方式，应通过股份化和公司化改造，采取出售股权、多元法人投资，贷款购股或持股基金会等形式，还认为这样做不同于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只采取了“分”和“送”形式。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私有化的初期阶段，是对股份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私有化凭证的形式分配股权，而后来则偿试了所有上述产权改革方式，包括出售股权、法人购股，以及贷款购股和持股基金会，用社会化或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等等。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进行“贵族强盗式的野蛮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续下降，大量资金被非法地转移到海外，形成了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阶层。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撰文最近指出， “俄罗斯在９５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立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洋洋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帐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
斯蒂格利茨还批评了西方鼓吹的持股基金会，“当认识到股权过于分散问题时，西方通常建议成立投资基金，就象华盛顿共识在捷克推行的，这个‘解决问题方案’的明显问题是，凭证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凭证投资基金将完成监督的任务，但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改革的结果是凭证投资基金，变成了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
由此可见，任何出售国有产权的改革方案，尽管不是采取直接分或送的形式，都必然给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提供的谋求私利的动力和机会，促使他们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间接通过不透明的暗中交易，以合法形式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改革者即使最初可能是纯洁的，产权交易潜在的谋私刺激和机会，也会促使改革者忘记社会初衷，丧失关心企业经营的动力和耐心，而倾心于利益更大的资产掠夺，最终导致改革者的变质和堕落。产权改革者的腐败寻租行为，会远远大于国有企业经营者，一个是水渠管理人一时多用些水，而另一个是永久掠夺整个水库资源。近年来我国进行产权改革中，尽管中央反复强调不搞私有化，各种改革形式不以出售为主，但是，各地领导总是误解中央的精神，廉价出售赠送现象泛滥成风。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宜过快推广，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并总结经验。
由于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广泛流传，中国人误认为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乃是世界各国舆论达成的一致共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美、英凭借着殖民扩张时代的遗产，操纵英语垄断传播媒体造成的假象。八十年代初，美、英右翼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遇到了明显阻力，因为，欧洲大陆各国文化传统不同于英美，价值观念更为强调维护社会利益，法国就推行了同英美恰恰相反的政策。80年代初，正当美、英大肆鼓吹私有化之时，法国密特朗总统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却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高潮。法国推行同新自由主义相反的政策，是因为历史上推行国有化成效显著。二战后，戴高乐为了促进法国经济的现代化，维护大国独立地位不受美国支配，推行了政府指导性计划和国有化运动，经济增长比20世纪前半期加快了2～3倍，显著高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特别是英国。与之相似，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典等等，也围绕究竟是坚持战后社会改良，还是回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