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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秀琅、紫米常在一起玩。走过修鞋摊子时，我们都会停下来摆弄那些修鞋的工具，锤子、剪子和修鞋的缝纫机。老默一点都不烦，做着示范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怎么用，在什么时候用。我们偶尔也会冷不丁地问他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什么他每天都来花街，我们的鞋子可不是每天都坏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有时候他在树底下坐上一天也修不上两双鞋，多数时间他都在和我祖父他们聊天，或者一个人干坐着吸那种味道刺鼻的卷烟。
“习惯啦，”老默笑呵呵地说，“就跟走亲戚似的，看到小寒、秀琅和紫米心里就塌实了。”
他常常会给我们三毛两毛的零花钱，让我们去买糖吃。我不要，我祖母不许我拿老默的钱。紫米也不敢要，老歪不喜欢她吃零食。老默就给秀琅，说好孩子，爷爷给你的钱就拿着，买点铅笔、橡皮和糖豆，别忘了分一份给小寒和紫米，听话，拿着。秀琅就乖乖地接住了，有时她不要，不要老默也硬塞给她。
老默在花街修鞋有些年头了，我记事起他就坐在榆树底下。谁也记不清他是哪一年哪一天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了。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花街太小，要修的鞋子不多，每天都来就有点浪费了。所以我小叔有一回在吃饭的时候说，是不是老默看中我们花街上的哪个女人了？芽说完小叔自己就笑了，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好笑。但他还是被祖父骂了一通。
“瞎说，老默都多大了？选”祖父说，“人家老老实实挣着血汗钱，怎么会随便去招惹那些小院里的女人。”
祖父说的小院里的女人是指我们花街上的妓女。花街，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后来我从祖父祖母和街坊邻居那里逐渐了解到了一些花街的历史，发现这个名字的确与妓女有关。几十年前，甚至更早，这条街上就住下了不少妓女。那时候运河还很热闹，往来的货船和竹筏子交替在运河边上的各个石码头上靠岸，歇歇脚，采买一些明天的航程必要的食物和用具，也有一些船夫是特地下船找点乐子的。那会儿的花街还不叫花街，叫水边巷，因为靠近小城边上最大的一个石码头。下船的人多了，什么事也就都来了。水边巷逐渐聚集了专做皮肉生意的女人，有当地的，也有外地的，租住水边巷哪一家小院的一个小房间，关起门来就可以做生意了。生意越做越大，名声就跟着来了，运河沿线的跑船的和生活无忧的闲人都知道石码头边上有一条街，院子里的某一扇门里有个鲜活动人的身体。花钱找乐子的慕名而来，想卖身赚钱的女人也慕名而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花街的外地人多于本地人，祖父说，当初花街人的口音杂啊，南腔北调的都有，做衣服都麻烦，他们一人一个口味。水边巷的名字渐渐被人忘了，就只知道有一条花街，后来干脆花街就叫花街了。
现在的花街已经比较干净了，上面规定不准女人用身体挣钱了，而且那种行当也出不了大门。但还是有，只要这世上花肠子的男人还有，妓女就绝不了种。我也知道花街上的几个妓女，见了面我还和她们打招呼，叫她们什么什么姨。她们平常和花街上的其他人一样，或者上班，或者出门做别的事，只有在她们悄悄地在门楼上和屋檐下挂上一个小灯笼时，才成了妓女。挂上灯笼就回到小屋子里，等着有兴趣的男人们来敲门。她们很安静，无声无息地挂上灯笼，又无声无息地取下，和花街上的人一样沉稳平和地生活。
祖父认为老默不可能是冲着哪个小灯笼来的，也没有人这么认为，小叔也是随便开了一个玩笑。老默只是一个修鞋的老头，他整天都在老榆树底下坐着呐。到了黄昏时分，老默开始慢悠悠地收拾摊子，修好的鞋子送进老歪的杂货铺等着鞋主来取，没修好的带回家，他和我祖父他们打过招呼就骑上三轮车，晃荡晃荡地出了花街。
关于老默，花街上的人谁也不敢说对他十分了解。他只说很少的话，关于他自己的更少。我祖父和老歪知道的算是多的了，因为杂货铺和裁缝店斜对着老榆树，祖父和老歪即使在忙活时也可以伸头和老默聊天。再说他们忙的时候实在不多，花街的生活像是陷在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里，晃晃悠悠的，想忙都忙不起来。老默死后，我祖父和老歪都感叹，老默孤身一人，连个家人都没有，是哪里的人住在哪儿也不清楚，回去的路都不好走啊。他们知道的也不过这么点。
３．良生
老默的死因最终没有什么改变，还是猝死。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检查的，反正他们把老默原封不动地又运回来了，要把他交给豆腐店的蓝良生。他们说，已经把老默的身世仔细地调查过了，没有什么重大发现，只知道他是外地人，但几十年都住在离花街不远的一间小屋里，其他的就没了。因此，我们知道的老默就是一个人落魄地活着的鞋匠，孤寡一人，每天骑着他的三轮车来花街为我们修鞋。按照小城的风俗，死去的人应该有人接管，要有儿孙后辈来为他扶灵，办一场盛大的葬礼。所以警察就来问蓝良生，是否愿意操办老默的葬礼，因为老默把他定为了自己的遗产继承人。这是能够找到的惟一与老默有点关系的人。
警笛响进花街时，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街上的人追着尖叫的声音跑上来，大人小孩都跟在后面。警车停在豆腐店门前，警笛一直没有停下，大家都以为豆腐店里出了什么事。但是豆腐店的门关着，听不见店里有什么动静。两个警察从车里出来，打开后车门，拉出一副担架。让我们吃惊的是，担架上覆盖一块白布，白布下面是一个人形。当我们猜出白布底下的人是死去的老默时，豆腐店的门开了，良生从门后探出了他的大脑袋，一边看一边把右胳膊伸进外套的袖子里。
“你们这是干什么？芽”
“找不到亲人了。老默的葬礼只能托付给你了。”警察说。
“托付给我？芽我与他有什么关系？芽我过我的日子，他修他的鞋，”良生说。“我凭什么要为一个陌生人操办葬礼？芽”
警察说：“你是他指定的财产继承人。”
良生出了豆腐店，对着警察摇晃着手说：“你别提那两万块钱，为了它我已经说不清楚了。”
他不愿意操办老默的葬礼。良生是我们花街上最有身份的人，在一个什么局里当干部，举手投足都是公家人的派头。他比花街上的任何人都要面子，这我们都知道，平常我见到的良生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下的皮鞋擦得锃亮，右胳膊底下整天夹着一个小皮包，走路都甩开了胳膊走。我遇到他就叫一声叔叔好，他对我点点头，嗯了一声点个头就过去了。所以我祖母说，良生就那样，忙得跟省长似的。多少年了他都在坚持跟蓝麻子和麻婆商量两件事，一是离开这个叫花街的地方，这在小城有声誉问题；二是别再开这个寒碜的豆腐店，他不缺那几个钱，也不会让自己的爹娘缺这几个钱。但是蓝麻子和麻婆两条都不答应，我们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开了一辈子的豆腐店，离开花街的豆腐店你让我们怎么活。他们说什么也不挪窝，死也要死在花街上。前两年蓝麻子身体不好，躺在病床上好几个月，差点完了，良生又劝他们离开这里到繁华热闹的地方去住，那里看病都方便。蓝麻子觉得也是，在花街躺倒了找医生都麻烦，就打算放手不干了。麻婆还是不答应，她坚持要把豆腐做下去，一直做到要死了不能动的那一天。
老默蒙着白布躺在豆腐店的门前，警察已经想办法把他弄直了，能看到一个瘦长的人形。周围挤满了人，堵住狭窄的青石路。大家指点着老默的尸体和豆腐店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修鞋的老默，豆腐店和豆腐店老板的儿子，原本不相干的两件事现在扯到一起，大家发现原来还很有意思。
“把他运走，别停在我们家门前？选”良生说。
“他不是把钱都留给你了吗？芽”有人说。
“你不干？芽他为什么偏偏把钱留给你呀？芽”
“还能白拿钱不干事呀？选”
“钱？芽好，你们谁愿意送他下地，钱就归谁。”良生早就听说他们说得不对味儿了，脖子上的青筋都跳起来了，大着嗓门说，“谁来？芽谁来呀？芽”
突然没人吭声了。大家都知道良生拉不下来脸为一个修鞋的操持葬礼，这是做儿孙的干的事。祖宗定下的规矩，说不清楚。现在花街乃至整个小城都在议论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