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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李志高出任总经理。
由于苦丁香的原因，李志高与IDG的交往甚多，1999年IDG已经把兴趣转向互联网，对《电脑报》的网站也很感兴趣。因此，除了和中渝谈，《电脑报》也在与IDG谈，这两项洽谈都由李志高负责。
1999年８月１３日，经过《电脑报》与ＩＤＧ之间的一次互访后，陈宗周、李志高和ＩＤＧ的周全、林栋梁在北京丰梁广场IDGVC的办公室里第一次面对面的坐了下来，就是在这次谈判中，双方经过协商，ＩＤＧ追加投资cpcw１００万美元，总投资为５００万美元，占５０％的股份；《电脑报》一方将当时已经赢利的软件邮购部作价１００万美元投进来，加上原来作价４００万美元的网站 部分，《电脑报》相当投入了５００万美元，占５０％的股份。
1999年10月，IDG第一期的500万美金到达重庆天极信息有限公司的帐上。在当时，500万美金的投资不算是个小数字，当时8848的第一期融资也只有200万美金，最大的电子邮件服务提供商索易才50万美金。这应该是IDG当时最大的一笔首期投资。
天极为什么值这么多钱，耐人寻味。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极当时连续三年成为CNNIC评选的十大网站，有知名度，有流量；另一方面，还在于IDG与《电脑报》1995年那桩错过的婚姻 给双方带来的遗憾无法忘却，这种遗憾在这次融资中起了放大作用；对应的事实是，熊晓鸽对于这个投资项目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陈宗周担任天极公司的董事长。
天极和Chinabyte合并
而在2001年4月天极与ChinaByte合并的过程中，正是陈宗周的大力推动和一个从新闻集团派回的叫李映红的CFO的具体操刀，才使得这个合并最终大功告成。
李映红也是重庆人，随母姓，母亲李玉兰也是重庆的文化名流之一，母子两代人与陈宗周也多有交往。李映红少年天才，去澳洲读书前曾为重庆动物园的一名动物学家。
对于天极和ChinaByte在2001年4月的合并，李映红接受作者的采访的观点如下：
问： 对于chinabyte以1比2的比例与天极换股合并，宫玉国认为贱卖了，你对此怎么看？你是基于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有没有急于推动并购以获取表现的嫌疑？如果没有？
答：当时做出的对价是根据双方上一年的收入，天极因为有象马向群 这样的顶级销售，广告收入比chinabyte这边高出一倍不止。
正如宫玉国所认为的那样，没有我的介入，此事可能就很难促成，因为在之前新闻集团纽约总部的人也有介入，却没有任何进展。我一直认为，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需要把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吧。我当时在ChinaByte，后来在新闻集团，以至现在在宏盟媒体集团，行为准则一直如此，没有变化过。
另外，我当时对默多克家族及新闻集团抱有很深的感情，有着报恩的心态，也是我能在一片反对声音中把此事完成的原因。
不过，我的参与，更多还是受命行事，毕竟我代表着新闻集团的利益。我的介入能很快进展，主要还是因为我的重庆人背景，与《电脑报》和天极的陈宗周和李志高沟通比较方便，同时我提出的方案也比较容易为双方股东所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宫玉国基本上都知道，前期他基本上表示支持，只是最后在细节时，尤其是让原天极的管理层来主导合并后公司这个股东决定上他非常反对。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他或者我能控制的了。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对待离职和留下的CB员工方面应当是问心无愧的。包括宫在内的所有自己辞职的员工，同样得到了经济补偿。而同意加入合并后公司的员工，则得到占合并后公司总共3％的股份。
问： 新闻集团是不是在2001年对Chinabyte做出弃子的内部共识？是不是随着星空卫视的推进，新闻集团在中国的业务重点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包括你本人一段时间后去星空卫视任职是不是也说明了这一但？
答：新闻集团在2000年初就做出撤离互联网（而不只是ChinaByte）的决定。在我从澳大利亚回到北京前就已经直接以书面方式告诉我，CB有可能会与其他网站合并而导致我“下岗”。
新闻集团当时对中国的业务定位就是电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反而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坚持在互联网领域，也许今天在中国的业务就不是现在的样子。有时候，命运让人很难捉摸。
问：天极和Chinabyte的合并在当时是第一和第二的合并，其应该取得领先同行众多的领先优势，但事实却是，Pconline率先在香港上市，Cnet中国后来居上，Popop和It168也赶了上来，现在回头看来，没有取得1＋1远大于1的合并效果，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呢？
答：也许，让原天极的管理层全面主导合并后的公司，可能就是合并工作有所遗憾的一个方面。但是当时两边股东的意思。新闻集团希望成为被动的投资者，并已经计划把我调回中国区总部任财务总监。
宫公开反对，并坚决不参与新公司，也间接导致了CB主要的编辑们都离职。这样，宫本人没有参与合并后公司，而我当时也只是持职董事兼CFO，并不参与日常管理。而大多数资深的编辑都离职。新闻集团背景在媒体领域的管理优势、编辑优势并没有在合并后的公司中有所体现。
新华社与中华网
在1997年，同样因为互联网，新华社和它积极参与的中华网走进了大众的视野。1997年6月，新华社全资子公司CIC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一家叫中华网公司China，主要从事门户网站及相关业务。这正是未来的上市公司中华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华社是荣耀与权力之所在。全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他们写的报道引领着着大众的视野，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定期写一种叫内参的文字，用文字记录他们看到的，向相关部门汇报国内发生的事实。
新华社也有自己的三产部门，特别是随着中国股市的到来，新华社尝到了通过金融资讯赚钱的甜头。新华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创办了两份非常成功的股市新闻报纸：《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新华社在香港的业务也颇为赢利。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帮助新华社将它的宣传技术和分销网络应用于它的商业企业客户。消瘦、机敏，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公关合作伙伴的负责人马运生负责这块业务，有很长时间他曾服务于新华社，这让他能很好的成为第三方。
不过，新华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市场对金融新闻资讯的需求爆炸中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时全世界有4家公司提供全面的实时金融新闻资讯。三家是美国公司——道琼斯，Knight…Ridder和彭博，第4家是英国的路透社。道琼斯和路透社实际上是瓜分了中国市场，路透社的份额稍大一些。彭博的份额极小，Knight…Ridder则根本没有进入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高潮。全国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交易所，它们什么交易都做，从大豆到钢铁。这给了路透社和道琼斯的实时金融新闻资讯有了需求。
尽管向每个终端每个月大约收费2000美元，这是一笔不菲的价格，但由于这两家海外通讯社的终端上有中国14家主要商品交易所和两家证券交易所的价格显示，因此，交易所和各种金融机构仍成百套的安装路透社或道琼斯的终端系统。这样这些公司的交易员就能像全世界所有金融公司的交易员一样日日夜夜地盯着屏幕，看到价格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新闻的驱使下起伏跌宕了。
当然，新华社也看到了这一切，他们同样渴望获得金融新闻数据领域中丰厚的利润。于是，双方的争夺开始了。
当新华社陷入与路透社、道琼斯的争夺中时，马运生开始思考互联网可能是实实在在赚点钱的一种方式。他联合了两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香港企业家朱伯伦和叶克勇。朱伯伦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计算机专业，他从事房地产销售和邮购市场业务。叶克勇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持有沃顿商学院的MBA学位，在美国时曾在毕马威资讯公司的战略规划部门工作过。三人小组为新华社设想了一个计划，利用其政治背景获得在中国互联网市场上的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