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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让我有空到她那去玩，我想去却又不敢去，无论找个什么借口去看梅子都有点难为情，而且见了她就会想起搂过她光滑的腿亲过她气味怪怪的的脚，让自己的脸红得没法掩饰。我在事隔多年读到著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才知道，怀里拱出早恋的男孩是心理格外细腻复杂的，而我的早恋比那个多情的维特来得更早。我只在一个月亮很白的夜晚去总场操坪看梅子和许多人排练秧歌。但梅子正在跟管排练的副场长争执，梅子要求打腰鼓，一路腰鼓打进城去多好看呀！副场长说腰鼓难度太大秧歌容易多了，五一节眼看就到了咧。梅子又说秧歌也该有个领队呀。副场长说没见过秧歌还要领队呢，百来个人扭着后面人还能看到前面的领队么。梅子就一扭身子去排练秧歌了，明亮的月光照出她满脸不高兴，秧歌明显地扭得不起劲。副场长就批评梅子，说林冬梅同志你要态度正确呀。梅子这才收了脸上的不高兴让手脚上了劲。我借着月光狠狠瞪了副场长一眼，那个年代所有家庭政治条件不好的人都怕听到“态度要正确”这句话。
但五一节那天梅子的表现非常出色。我就走在梅子前面——我这时已经很感谢副场长了，是他临时让我也参加农场的游行队伍，举了个一米多高扎满麦穗的丰收棒，和十来个手举各种丰收棒的农场工人走在一起。那天的县城就像一锅滚开的油，所有的企业都派出了游行队伍，打旗子的吹喇叭的扛产品的化装造型站平板车上的还有我们农场扭秧歌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从县城缓缓穿过，大街两边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场合，激动得胸腔里像有头发疯的牛乱窜，手也打摆子一样直颤。我不时扭头看一眼身后的梅子，梅子却对我视而不见，上了油彩的圆脸比太阳还要灿烂，浑身扭得跟打腰鼓一样没有骨头。秧歌队也是两排的队列，梅子在左列第一个，也不知是她扭动的幅度太大还是脚下的故意，她比右列第一个要领前大半步，看上去整个秧歌队都在跟着她走。也许是梅子忘情地扭动更加感染了我，我在满街的热烈里突然就热泪盈眶。
但这次游行后我却再没去过总场了。因为梅子在游行结束后被副场长狠狠批评了一顿，就为了她在队列前多跨出了大半步。副场长说她出风头好表现无组织无纪律，影响了农场的整个游行队伍，直批评得梅子勾着头在回农场的路上哭个不停，到了总场那泪水还在汹涌。我从来没发现一个人有这么多泪水，简直就像水龙头坏了，心里也直发酸，将自己的手绢递到梅子手里，却被梅子摔到了地上。于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去总场看梅子，总觉得梅子委屈太大生怕碰了她那委屈。
现在再说那场很快到来席卷全国的闹哄哄。说是席卷全国，我呆的那个农场还是比县城的动静慢了半个月。而这半个月的安静也让我父亲和母亲都产生了错觉，将保存重要家底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父亲偷偷让我去母亲那里跑一趟，将一个封死了的信封交给母亲。母亲看了信脸上忧虑更重，对我说，这场运动很大，只怕自己过不了关呢，要我一定正确对待。母亲还把一个同样封死了的信封交给我，再三叮嘱我带回去好好藏起来，说这是家里的存款，要是她也教不成书的话，我们今后的日子就靠它了。
我将信封带回了农场。我先是将自己住的小屋闩上门，再打开我的小箱子，将信封夹在一个学习摘抄本里，将本子压在一摞书籍下面，刚锁上箱子又摇摇头，再打开箱子取出信封来，在屋子里环顾一周后，从床下拎出一只裂了口的套鞋，将信封折叠起来塞进套鞋里。做完这一切我的心才咚咚跳起来，我既想起了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又想起了解放后的特务，说不清自己是个什么心情。但母亲的话的确让自己感到严重，今后的日子将会是什么样呢？
我仍然天天去地里学干农活，但在地里干活的人开始减少，有的去城里看热闹了，有的索性参加了城里的运动。留下来的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和家庭政治条件不好必须积极表现的人，稀稀拉拉地在地里蠕动，心甘情愿让自己的汗水在灿烂的阳光下蒸发。总场接二连三发出通知，要求大家坚持生产岗位，但通知越来越无力。终于有一天，总场的头头们也失去了所有权威，被拉上了批斗台。批斗他们的就是自己手下的一些工人，这些工人全都在胳膊上套上了红袖章。跟这些头头站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在农场劳改的人，其中就有我父亲。
那天我也不干活了，就站在总场的操场边上远远地看这场批斗大会。我已经听说母亲十几天前就上了批斗台了，现在父亲也栽着脑壳站到台上去了，我只能站得远远地还让一棵树挡住半边身子。我惊讶地看到了梅子，梅子的胳膊上也有红袖章，腰里还紧紧束了一根皮带，长长的大辫子没有了，变成了十分精神的齐耳短发，我稍稍有点奇怪，这场运动能让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的人冲在前头？但我的目光只惊讶了一下就变得出神起来，此时的梅子实在英姿动人，红袖章映得脸更红，皮带束得胸更高。她还突然手臂一挥，领头呼起口号来。正是这冲天的口号声吓得我不敢再望她，赶紧偷偷溜了。
我离开批斗会场后就回到小屋里，我觉得走到哪里去都会让自己不好意思。一种巨大的卑微感将我笼罩得严严实实。我就将破套鞋里藏的信封一会儿取出来一会儿又塞进去，似乎只有这个秘密才能让我看到自己在卑微中还支棱着一份聪明。
却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到了门口，接着就有重重的敲门声。我慌忙将信封塞进破套鞋，赶紧去开了门，眼睛睁得老大，敲门的是梅子，身后还有好几个套红袖章的。
梅子站在我面前，高高的胸脯几乎抵住我的鼻子，她肯定发现了我的慌张，拨开我就进了屋，又扭头用目光审视着我，小飞你在干什么呀？我只能摇着头没干什么。梅子说，没干什么还闩了门，还慌里慌张！你要晓得呵，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我嗯嗯着，望着梅子不知所措。梅子又盯住我锁着的小箱子，让我把小箱子打开，说要检查，看我的父母亲让我藏了什么没有，现在城里已经发现好些阶级敌人把子女当成隐藏反动秘密的保险箱了。我听话地打开了小箱子，说，梅子姐你看吧，没藏什么呢。梅子皱着眉头让我别喊姐，如果我立场坚定表现好可以喊她林冬梅同志。然后她就蹲在小箱子前，和别人一起仔细检查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一动不动站在一旁，我听说城里已经抄家抄得很厉害了，便暗自庆幸自己的聪明。梅子将箱子翻了个遍，才站起身来，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有点慌张，说，梅子姐……嗯梅子同……嗯……我不晓得怎么称呼她好，心里更加慌张了。我本来想解释的确没有隐藏什么反动秘密，但嘴里结巴得厉害。目光竟控制不住地还要偷偷溜向床底下。这偷偷摸摸的目光当然就被梅子捕住了。梅子大步走到床前去，蹲下来，像战斗片里的侦察兵一样用锐利的目光向床底下扫，伸手就拎出了那只破套鞋，刚将套鞋凑到眼前又立即偏开脸去，那鼻子皱得像个风干的萝卜。
我心都要从嘴里蹿出来了，我只希望我的套鞋里发出奇臭无比的气味来，一定要把梅子阻住。但梅子偏着脸皱着鼻子手却伸进了套鞋，一下就掏出了藏在里面的信封，撕开信封，嗬一声，存折！再一看，几乎是惊呼了，一千二百元啊！我也惊呆了，我没想到母亲让我隐藏的存折竟有一千二百元。农场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就是十二元呀。
今天看起来，那一千二百元钱的存折太不值一提。但当时的确有点吓人了。即便是十几年后县落实政策办将存折退给我时，相比我在县城小吃店一月领二十四元工资仍然是个不小的数字。我在拿到存折时还激动地跑到县棉织厂，找到林冬梅向她表示感谢。因为我知道好些被抄家庭的财物都是稀里糊涂不见下落了的。林冬梅站在车间外多少露了点不自然，手不停地摘着身上粘的细棉纱，但她很快又抬起了脸，连声说好好好。那不再红润的脸上换了矜持神色。这神色我并不陌生，我在街上碰到她时她就是带着这神色走路的。她虽然只是个普通工人，但毕竟是在舞台上当过红角的呢。我还对她脸上的矜持神色做过琢磨，她的矜持神色不同于领导脸上那种，领导脸上的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