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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奥帕尔迪最优秀的诗篇同早期民族复兴运动的高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18年，他写了两首著名的颂诗：《致意大利》、《但丁纪念碑》。《致意大利》歌颂意大利过去的光荣，哀悼它现在遭受的屈辱。诗人把意大利比作一个遍体鳞伤、身戴镣铐、掩面哭泣的妇女，他对祖国蒙受的灾难表示羞愧和悲愤，谴责意大利的儿女们忘记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放弃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卑怯行为：
没有人为你战斗？
没有一个儿女保卫你？
武器，把武器给我！
我将独自战斗，
独自捐躯沙场。
啊，天哪，愿我的鲜血化作烈火，
燃烧在意大利人的脸膛！
在《但丁纪念碑》里，诗人呼吁意大利人放弃对和平的幻想，不再为侵略战争流血，并以伟大爱国者、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丁的形象，激励同时代人继承意大利的光荣传统，从祖先那里汲取荣誉感和力量。
随后写作的几首诗歌《致安杰罗·玛伊》（1819）、《为保丽娜姊的婚礼而作》（1821）、《致球赛优胜者》（1821），贯穿着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诗人要求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著作当作光复祖国的精神武器，呼吁母亲们为祖国养育健壮的一代，要青年们锻炼体魄，以拯救意大利，夺取胜利。
二十年代初，莱奥帕尔迪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烧炭党运动接连遭到奥地利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822年，他毅然离开“活人的墓穴”雷康那蒂，满怀希望来到罗马。奢糜、腐败而冷酷的罗马社会使他深为失望，他在意大利各地流浪了几年，饱受贫困和重病的折磨，所接触到的尽是封建复辟时期的黑暗现实。他这个阶段的作品充满着绝望哀伤的颓丧情调。抒情诗《小布鲁图斯》（1821）叙述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斯兵败自杀，哀叹美德虚幻无用，宗教是欺诈，命运的力量不可抗拒。《萨福的最后之歌》（1822）写古希腊女诗人萨福遭受冷酷的自然的歧视，容貌丑陋，得不到爱情和幸福，痛苦地自杀身死。作者在其他抒情诗里忧伤地吟咏，青春是“枯寂的人生的唯一花朵”，但青春早逝，自然夺取了他爱慕的两位少女的生命，“朦胧的希望”化为“甜蜜的欺骗”（《致席尔维娅》，1828；《回忆》1829）；人生的欢乐只是恐惧的间歇，是更残酷的痛苦的前奏（《暴风雨后的平静》，1829；《乡村的星期六》，1829）；人生毫无价值，只是一个走向死亡的历程，爱情和死亡犹如“命运的孪生兄弟”（《一个亚洲游牧人的夜歌》，1830；《爱情和死亡》，1832）。诗人在1823至1825年间还写过许多对话录和散文，其中只有少数几篇讽刺世人贪图安逸，追求时髦，盲目自信的恶习，指出对人进行和谐的智育、体育的必要性，大多数则是从哲理的角度论证诗歌中宣扬的悲观厌世的思想。莱奥帕尔迪用这些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和虚无空幻的观念来解释他所经历和目睹的现实生活，这反映了诗人在封建复辟时期令人窒息的反动统治下找不到出路，因而产生悲观主义的特殊心情。
莱奥帕尔迪晚年创作的诗歌反映出他的痛苦、矛盾的思想状况。抒情诗《金雀花》（1836）认为人类仿佛生长在维苏威火山上的金雀花，永远处于被自然吞噬的威胁之下，作者呼吁人类发扬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的精神，向共同的仇敌自然开战。这是用对自然的斗争来替代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政治讽刺诗《鼠蛙交战记续篇》（1837）里，他以寓意的形式抨击奥地利统治者倒行逆施，指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申斥波旁王朝的无能和贪吝，同时批评烧炭党人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懦夫，表现了诗人对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烧炭党运动的失望。《翻案诗》（1835）把锋芒指向当时正在迅速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辛辣地揭露号称“新文明发源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抛弃真正的价值和美德，压制民主，对外发动战争，攫取财富和屠杀人类等罪恶，讥笑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但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表示怀疑。
莱奥帕尔迪的诗歌继承了古希腊和意大利抒情诗的传统，语言洗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善于以鲜明突出的形象、丰富生动的写景来抒发复杂细微的心理活动，对以后的抒情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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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俄国文学和普希金
十九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农奴制度瓦解的征兆日渐显著。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人民的力量，打败拿破仑，爬上欧洲霸主的宝座，对外主宰“神圣同盟”，疯狂镇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农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起义频繁，士兵暴动也时有发生。在资本主义要求发展、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条件下，一些进步贵族青年军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组织秘密团体，于1825年12月率领3000名士兵，发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起义，即历史上所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14年，列宁说：“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他们的活动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
俄国人民对拿破仑的胜利以及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增强了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与贵族革命运动紧密相连，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们重视本国历史，提倡民族文学。作为积极浪漫主义对立面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诗人茹科夫斯基。他的诗歌大都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主义。
与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迅速形成。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这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十八世纪讽刺作家和拉吉舍夫的创作，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十二月党作家要求表现民族独特性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尽管它这个时期带有温和的贵族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广，但已初步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如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包耶陀夫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作品。
十二月党作家包括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凯（1797…1846）、、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和别斯土热夫即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他们继拉吉舍夫之后，把文学当作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工具，使文学同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热爱祖国、争取自由的公民，民歌是文学的源泉。他们的创作从民歌吸取营养，充满着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创造了爱祖国反暴政的英雄形象。他们常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但由于他们远离人民，而历史观又是唯心的，所以他们所选择的人物多是王公贵族，并往往加以美化。
康德拉季·费陀罗维奇·雷列耶夫（1795…1826）生于贵族家庭，参加过1812年抗法战争，后来领导秘密团体“北社”，策划了1825年起义，是被沙皇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领袖之一。他的第一首名诗《致宠臣》（1820）所痛斥的，就是当时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
傲慢的宠臣，无耻又阴险，
狡猾谄媚之徒和君王卑鄙的伙伴，
祖国残暴的统治者，十足的恶棍，
你仰仗钻营而攫取了显位！
诗人相信“被暴政激怒的人民一定会无比严峻”，他鼓动人们去推翻专制政权。他起义前不久写的《公民》一诗，谴责对“祖国灾难”漠不关心，号召年轻人参加起义，不要“玷辱公民的称号”。这些诗在进步贵族青年中间流传甚广。诗集《沉思集》（1825）赞扬了一些历史人物，但由于不符合史实，当时就受到普希金批评。《沉思集》中以《伊凡·苏萨宁》一篇最有名，描写的是一个热爱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