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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帕尔加的逃亡者》（1821）通过巴尔干半岛帕尔加共和国一个流亡者的叙述，描写土耳其的野蛮侵略给他的祖国带来的悲惨命运。长诗以高昂的激情歌颂帕尔加人民在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英勇无畏、宁死不屈的精神，和誓以战斗赢得独立和自由的坚强信念，揭露英国政府对帕尔加人民背信弃义的行径。这首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表达了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意大利人民的心声。
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力地贯穿在组诗《谣曲集》（1822…1824）里。白尔谢以深切的同情申诉意大利人民在奥地利统治下遭受的深重灾难（《朱丽娅》），赞颂献身于祖国解放事业、流亡国外的烧炭党人，谴责背叛意大利、镇压人民的封建君主（《克拉丽娜》），描述意大利人民对侵略者的普遍的憎恨，指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追悔》、《玛蒂尔达》）。组诗《幻想》（1829）回忆中世纪伦巴第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激励现代意大利人民奋起斗争；诗人有力地表明：自由从不赏赐给懦夫，它属于为自由斗争的战士。1831年，波伦尼亚、莫德纳起义爆发，白尔谢立即写了《拿起武器！》一诗，号召人民用武装斗争迎接自由统一的新意大利的诞生。铿锵雄健的诗句“起来，意大利！起来，拿起武器！你解放的日子已经来临！”鼓舞了爱国志士的斗争。白尔谢的诗歌吸取民歌的特点，感情奔放，豪迈有力，人物内心活动刻画得比较细腻。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米兰一个贵族家庭，外祖父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律师。他自幼接受启蒙主义和伏尔泰思想的熏陶，成年后拒绝继承父亲的伯爵封号。1805到1810年寓居巴黎，受到欧洲进步哲学思潮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曼佐尼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赞助法国革命和本国民族复兴运动，反对教会对民族独立统一事业的干预。1810年，他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企图把启蒙主义和宗教信仰、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基督教宣扬的平等仁爱的教义糅合起来，这使他的创作充满了复杂深刻的矛盾。
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在曼佐尼的诗歌中得到反映。他十六岁写作的第一首诗《自由的胜利》采用象征手法，欢呼法国革命，赞颂自由、平等对封建暴君和异族统治者的胜利，抨击教会对进步科学文化的迫害。《利米尼宣言》（1815）发出“团结就是自由”的号召，呼吁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1821年烧炭党发动伦巴第起义，他写了颂诗《一八二一年三月》，热忱歌颂在民族解释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战士。这首诗直到1848年米兰起义时才得以问世，在起义者中间广泛流传，成为激励他们斗争的战歌。曼佐尼的诗歌表现出企图在基督教中寻求出路的思想。纪念基督教宗教节日的组诗《圣歌》（1812…1822）宣扬基督教的道德力量，说它给人类带来平等、正义和高尚的情操。纪念拿破仑逝世的抒情诗《五月五日》（1821），描述这个统治者波澜起伏的一生，把历史解释为天意的体现。
曼佐尼按照浪漫主义戏剧理论创作的两部悲剧，都是取材于历史，借古喻今，表达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关切。在《卡玛尼奥拉伯爵》（1816…1820）的前言里，他尖锐抨击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和主人公必须是贵族的等级观点，主张戏剧反映现实。悲剧的情节取自十五世纪威尼斯和米兰的战争。主人公卡玛尼奥拉具有浪漫主义戏剧中英雄人物的特点，他是农民出身的统帅，品德高尚，骁勇善战，富于献身精神，但最后成为封建君主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作者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深刻历史原因，认为意大利的四分五裂，长期的封建内讧，导致了各种灾难和外族入侵。他借悲剧的合唱队号召意大利人民团结一致，实现祖国的解放。《阿岱尔齐》（1822）是一部抒情悲剧，通过描写八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王国的征服，谴责外族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指出被奴役的人民不能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于侵略者。作者在这两部作品里也宣扬神秘的天命观念和抽象的博爱精神，因而削弱了悲剧的思想性。
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3）是曼佐尼的代表作，以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伦巴第时期为背景。农村纺织工人伦佐和鲁茜亚互相爱慕，准备成婚。恶霸地主堂罗德里戈意欲霸占鲁茜亚，对他们横加迫害。伦佐被迫逃离农村，流亡到米兰，鲁茜亚躲在修道院避难。当地大寨主被堂罗德里戈买通，把鲁茜亚劫持到山寨。寨主正经历着思想危机，对过去罪恶生活感到厌倦和悔恨。他被鲁茜亚的纯洁所感动，在一个红衣主教的启迪下，幡然悔悟，改邪归正。鲁茜亚被护送到米兰。伦佐历经饥民暴动、瘟疫和其他波折以后再次来到米兰，和鲁茜亚相逢，结成美满的婚姻。
小说以广阔的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生活。作者把主人公的身世放在当时意大利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予以真实的描写，尖锐地揭露出，西班牙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贵族阶级的统治，造成意大利长期封建割据，内讧四起，经济凋敝，灾荒遍地，瘟疫肆虐的局面。一对农村青年的不幸遭遇，象征着意大利人民的悲惨境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奴役下的意大利的缩影。作者把锋芒明确地指向外来侵略者，触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这一意大利社会最尖锐的问题，使这部历史小说具有了现实意义。
《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小说，其中展示了农民、车夫、船夫、仆人、小手工业者等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热爱劳动、团结友爱、仇恨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品质。伦佐朴实憨直，富于热情，为了争取幸福，不畏艰险；鲁茜亚心地纯洁，为人善良。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他把被压迫者的高尚品质同封建贵族、恶霸的丑行劣迹互相对照，刻画了后者依仗侵略势力欺压同胞，凶暴贪婪，腐化堕落的丑恶嘴脸，对那些为他们效劳的神甫、律师的趋炎附势、伪善自私进行申斥。
《约婚夫妇》也明显地反映出曼佐尼思想上的局限性。小说宣扬天命观，在铺叙主人公的遭遇的过程中处处让人觉得，由于神明主持正义，赐福弱者，那一对有情人才摆脱了重重困难，获得美满结局。小说谴责教会放弃维护弱者的职责，鼓吹借助基督教来培养高尚的情操，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使他们“摆脱迷津或绝境”。书中的两个重要人物鲁茜亚和大寨主就是按照这种思想塑造出来的。鲁茜亚柔顺、忍耐，浸透着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她不怨恨任何人，即使对待堂罗德里戈这样的大恶霸，她也只是祈求上帝能够“感化”和“宽恕”他，化“横暴”为“温良”。大寨主是和官府、贵族沆瀣一气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但一经红衣主教劝谕，立即“放下屠刀”，痛改前非，致力于“补赎旧日的罪过，救恤贫困”，成为“圣徒”。曼佐尼在这里宣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上帝的感召下，共同接受基督教的仁爱思想，根除社会邪恶，企图以此调和阶级矛盾。这种思想反映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弱点：既要求推翻封建压迫，取得民族解放，又害怕高涨的革命运动，因而幻想用道德感化的方法同强大的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实行妥协。
《约婚夫妇》为意大利历史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这种体裁风行全国，产生了许多借过去的斗争来表达民族复兴运动思想的历史小说，如古埃拉齐的《佛罗伦萨围困记》（1836）、尼埃沃的《一个意大利人的忏悔》（1867）等。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是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教皇辖地一个落后偏僻的城镇雷康那蒂。父母亲是破落贵族，思想保守，作风专横。他自幼攻读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最初接受卢梭、伏尔泰等的启蒙思想，反对国内外封建主的压迫和教会的权势，强烈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
莱奥帕尔迪最优秀的诗篇同早期民族复兴运动的高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18年，他写了两首著名的颂诗：《致意大利》、《但丁纪念碑》。《致意大利》歌颂意大利过去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