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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1826）、游记《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1811）和自传《墓外回忆录》（1850）等作品。
夏多布里盎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些影响，按其性质来说，又是复杂的。他散布了中古基督教的有害的偏见，也对中外文化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扩大了自然描写的范围，使海洋、山岳、森林、陵阙等巨型景物进入文学领域，但他笔下的自然景物都是为他的消极反动思想服务的。他创造了“世纪病”的病态形象；年轻一代的浪漫派作家，特别是拉马丁和维尼，都受到这一病态的意识形态的感染。他提出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反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但这也不过是为了维护他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文艺上的改良主义措施而已，因为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来看，在当时已经不能继续很好地为封建贵族政治服务了。
夏多布里盎的文体，矫揉造作，炫耀辞藻，但这仍然无法掩盖思想内容的虚伪性和反动性。马克思曾对夏多布里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和最反常的方式把18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19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还指出：“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18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
20年代登上文坛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生于旧贵族家庭。1820年他发表《沉思集》，歌颂爱情、死亡、大自然和上帝。对拉马丁来说，人生是痛苦和失望的源泉，因而他把理想寄托在已经消逝的事物和天堂的幻想上面，或者向大自然寻求安慰。拉马丁在《新沉思集》（1823）和《诗与宗教的谐音集》（1830）中继续发挥《沉思集》的主题，但忧郁的气氛已被作者日益明确的宗教信念所代替。拉马丁在一切现象背后都看到上帝的存在，于是一切现象都成为他赞美上帝的借口。
拉马丁早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政治生活，1830年7月革命后，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宣传人道主义思想，强调要使诗歌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服务。1836年发表的史诗《若瑟兰》反映了拉马丁在这个时期的精神面貌。若瑟兰是一个年轻教士，为了履行宗教职责，他牺牲了对罗朗丝的爱情，在僻远的山村里，过着隐忍、虔诚的生活，救济贫困，宣传热爱宇宙万物的泛神论思想。尽管《若瑟兰》描写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景物和乡村生活，但作品的中心思想却是反动的，作者在这里力图把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用“博爱仁慈”缓和阶级矛盾，美化宗法社会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马丁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在1848年2月革命中起了“削弱无产者的革命斗志”的作用。
另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弗莱·德·维尼（1797…1863），贵族出身。1835年他发表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军人的屈辱与荣誉》，根据自己过去军营生活的回忆，描述士兵的悲惨命运。同年演出《查特顿》，剧本取材于18世纪英国青年诗人查特顿因贫困而自杀的故事，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统治的罪恶。1837年以后，维尼开始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走进“象牙之塔”。遗著《命运集》（1864）是他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
维尼是一个反映没落阶级情绪的哲理诗人。他生活在资本主义获得胜利的社会中，眼见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必然遭到灭亡，因此感到绝望（《摩西》）。他悲叹爱情和大自然并不能给人安慰（《参孙的愤怒》、《牧童住宅》），甚至上帝也同大自然一样冷酷无情（《橄榄树山》）。他这种对旧制度必然遭到灭亡的认识和对旧制度所抱的孤臣孽子的心情，使他摆出一副忍苦傲世、消极沉默的态度，来对抗历史的前进。维尼采用象征的手法，把他个人的矛盾和痛苦说成是全人类的。他的诗给60年代巴拿斯派铺平了道路。
19世纪初，对积极浪漫主义起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斯太尔夫人（1766…1817），是瑞士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内克的女儿。她早年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崇拜卢梭。斯太尔夫人最初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在雅各宾党开始专政时，她曾怀着惊恐的心情一度离开法国。拿破仑执政后，她在巴黎的沙龙成为不满拿破仑独裁政治的人们的活动中心；另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政论家、中篇小说《阿道尔夫》（1807）的作者班加曼·贡斯当（1767…1830）是这个沙龙中的重要人物。1800年斯太尔夫人发表《论文学》，其中对自由的颂扬，实际上是对拿破仑的公开挑战。1802年发表的小说《黛菲妮》，因为带有反教会的倾向，同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的政策相抵触，引起了拿破仑的不满。从这时起，斯太尔夫人开始她的流亡生活，游历欧洲各国。1807年小说《柯莉娜》出版，1810年她写成《论德意志》。在这时期，自由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斯太尔夫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她力图同拿破仑政权和解，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但对拿破仑垮台后的波旁王朝复辟，她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欧洲封建联军进占巴黎的消息，使她感到万分痛苦。她说法兰西是她的祖国，法兰西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
作为小说家的斯太尔夫人，在《黛菲妮》和《柯莉娜》两部作品中，第一次在法国文学领域提出妇女自由权利和社会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黛菲妮是一个天真热情的女子，可是她的坦率的行为，不但为封建道德和教会偏见所不容，而且始终得不到情人莱昂斯·德·蒙多维勒的谅解，最后服毒自尽。柯莉娜是一个渴望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诗人，年幼时备受继母的歧视和迫害，后来和英国青年奥斯华尔德相爱。但是奥斯华尔德出身于清教徒家庭，性情拘谨，终于牺牲对柯莉娜的爱情，遵照父亲的遗嘱，和一个符合贤妻良母标准的女子结婚，致使柯莉娜感到绝望，抱疾而终。黛菲妮和柯莉娜二人临死时都同天主教和解了，把实现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梦想上。斯太尔夫人力图证明社会传统势力不可避免地要战胜个人意志和个人热情。两个女主人公对社会传统发出抗议，而最后又屈服于宗教信仰。她用皈依宗教来解决她们的命运问题。在这里她所表现的摇摆和软弱立场，对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斯太尔夫人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也有所贡献。她在这方面的许多见解，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和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她在《论文学》中着重阐述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代替古典主义文学法则，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产生作品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特征，而不是像古典主义者那样，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时代的文学。在《论德意志》中，斯太尔夫人介绍了德国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阐述了在《论文学》中已经提出的南方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北方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相对立的论点。她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以希腊、罗马文学为规范的古典主义法则。她认为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比过去的文学更有力量，更有独创性，因为它是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反映了本国的历史和宗教。她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她还强调法国应向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如歌德、席勒、史雷格尔兄弟等学习。
法国民主主义诗人和歌手彼埃尔—若望·贝朗瑞（1780…1857）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他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度过他的童年，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先后当过旅店雇工、排字工人、店铺学徒、图书馆馆员。他于1798年开始创作，最初写哀歌、喜剧和歌剧，后来才写歌曲。他的第一首著名歌曲《意弗都国王》（1813）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