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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以后，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到了柏林，组织了“基督教德国聚餐会”，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海德尔堡转到柏林。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克莱斯特、沙米索、艾兴多尔夫等，他们的创作成就超过了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剧作家兼小说家亨利希·封·克莱斯特（1777…1811）的作品越出了狭义的浪漫主义范畴。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对本阶级感到不满，而对资产阶级也采取厌恶和否定的态度。他早年受过启蒙思想影响，但由于研究康德哲学，片面地接受了“物自体”不能认识的理论，因而陷入真理不可知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泥淖。他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拿破仑，却又找不到促使民族复兴的真正力量，只好寄希望于腐朽的奥地利皇朝和普鲁士国王。他的思想充满矛盾，无法解决，最后自杀结束了生命。他的许多创作都反映出这种矛盾，但是独幕喜剧《碎罐》（1808）和中篇小说《米赫尔·戈哈斯》（1810）却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碎罐》叙述一个贪污好色的法官亚当夜间潜入农女夏娃房中，夏娃的未婚夫正巧在这时来访，一敲门，亚当吓得跳窗逃跑，碰碎了一只罐子。夏娃的母亲以为罐子是未婚夫打碎的，要他赔偿；未婚夫以为夏娃另有所爱，要和她解除婚约；三人去到法庭，最后经过对证，真相大白，审判官成为受审人。剧情发生在荷兰一个农村，实际上是揭露当时普鲁士司法界的腐败情况。全剧结构紧凑，语言生动而饶有风趣，是德国为数不多的喜剧中一部优秀作品。《米赫尔·戈哈斯》取材于德国十六世纪一件史实，主人公马贩子米赫尔·戈哈斯本来是一个社会上所谓循规蹈矩的商人，但是受到容克地主的欺压和迫害，“正义感使他变成了强盗和凶犯。”作者描述封建贵族的贪婪、狡诈和无能，是成功的；戈哈斯从“良民”转变为强盗的过程，也写得合情合理。但克莱斯特笔下的戈哈斯并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被抽象的正义感所驱使而起来反抗的商人。到了小说的后半部，戈哈斯听取马丁·路德的劝告，放下武器，屈膝投降，最后竟甘愿引颈受戮，加之描叙中又掺杂着神秘的宿命论思想，小说便失去前半部的光辉，变得苍白无力了。
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1781…1838）出身法国贵族，法国革命后随父母逃到德国。他具有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的童话小说《彼德·史勒密奇遇记》（1814）写贫穷的彼得·史勒密把自己的影子卖给魔鬼，换来一个幸福袋，从袋中可以取得他所希望的一切东西。他据有大量财物，但是由于失掉了影子，受尽人们的歧视和嘲笑，终日痛苦，无法生活下去。最后他抛弃幸福袋，远离社会，在大自然中研究自然现象，才感到满足。这篇小说用离奇的幻想揭露了金钱的罪恶，讽刺了庸俗的市侩社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约瑟夫·封·艾兴多尔夫（1788…1857）是德国浪漫派中有成就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虽然缺少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内容，但是没有德国一些浪漫主义者所常有的那种神秘阴暗的情绪；它们歌咏自然景色，纯朴明朗，具有民歌的风格。他写过长篇和中篇小说，其中以中篇《一个废物的生涯》（1826）最为流行。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猖狂一时，消极浪漫主义者如史雷格尔兄弟、阿尔尼姆等或则死心塌地为它服务，或则充当它的代言人。这时一个重要的德国浪漫主义后期作家是恩斯特·台奥多尔·阿马德乌斯·霍夫曼（1776…1822）。他是普鲁士政府的法官，发表过大量的小说，通过荒涎离奇的故事，一方面反映官吏、市侩、小市民的庸俗丑恶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描绘诗人和艺术家的幻想世界。他的小说经常把 拟人化的动物、精神病患者、魔术师、艺术家等作为主人公，描写自然和人生中所谓“夜的方面”，充满阴暗神秘的气氛。但他对待这“夜的方面”和诺瓦利斯不同，他并不把夜和死加以美化，而是使人感到，那些引起悚惧的事物来源于庸俗生活，许多鬼怪的现实丑恶的比喻和夸张。霍夫曼的作品虽有现实主义因素，但归根到底，他和诺瓦利斯都是病态的。因此海涅说：“评判他们的著作不是批评家的事，而是医生的事。诺瓦利斯诗中的玫瑰光彩不是健康的，而是患肺病的颜色，霍夫曼幻想故事中火红的炽热不是天才的，而是发烧的火焰。”
在霍夫曼的小说里，热情的诗的世界和冷酷的市侩社会经常相互交织，它们彼此对立，不能调和，作者却总是把前者看作更高的真实。他早期的代表作《金罐》（1814），写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十分笨拙的穷学生内心里蕴藏着丰富的诗的境界，星期日出游，走入魔境，最后获得了魔术师的女儿。童话《侏儒查赫斯，绰号朱砂》（1819）的主人公是一个丑陋可怜的侏儒，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魔女同情他，让他头上长出三根金黄头发。这三根头发发挥了很大的魔力：凡是他周围的人所做的好事，都算在他的分上；凡是他本人所做的坏事，都写在别人的账上。他进入公爵的都城，飞黄腾达，最后那三根头发被人拔掉，群众嘲笑他，他无地自容，跳入手提桶里淹死。这是对不劳而获、专门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者的尖锐讽刺。《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感及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尔的传记片段》（1820…1822），是霍夫曼晚期带有总结性的重要作品，书中把博学的雄猫穆尔的回忆录和乐队指挥克莱斯勒尔的自传交错排列，前者是对德国社会种种鄙陋现象的尖锐嘲讽，后者表达了一个热狂的艺术家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所感到的痛苦。
霍夫曼写过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收在《仿卡洛画风的幻想故事》（1814…1815）和《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两部集子里。其中的主题也大都是表现艺术和生活的矛盾的。
在19世纪德国文学中，除了歌德和海涅以外，霍夫曼是对其他国家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家。他对于丑恶的现实生活的揭发和讽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尔扎克和果戈理；他作品中的怪诞风格和颓废气氛，则更多地影响了后来的某些作家，如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波德莱尔，以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分作品。
到1830年前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对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日益迫切，浪漫主义文学也接近尾声，成为新进作家海涅等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
从本节叙述的情况看来，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和法国、法国文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反动的旧势力，已濒于灭亡，显示进步的革命精神的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德国却正相反，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创造出德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名著，而浪漫主义文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是消极的，为反动的封建制度服务的。这是由于德国政治和经济落后于英法两国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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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拜伦、雪莱
法国革命爆发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无业无产阶级队伍也在成长。19世纪最初10年间，北方工业区已发生过多次工人暴动，最剧烈的是1811到1812年的群众性的破坏机器的勒德运动。政府镇压工人运动，造成1819年著名的彼得卢的大屠杀。劳资矛盾已经很尖锐，但此时英国工业资本家和大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未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和操纵议会的金融寡头、土地贵族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1832年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