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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尔多洛是一个资产者，但满脑子封建思想，用暴力和愚昧控制罗丝娜。他反对一切新事物，咒骂他的时代为“野蛮的时代”，憎恨“思想自由、万有引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正剧”。罗丝娜反对他的奴役，决心要跳出火坑，她说道：“我孤苦伶仃，被人软禁，遭受一个非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难道想要打破奴隶的枷锁就是罪恶吗？”阿勒玛维华伯爵热情豪迈，在爱情问题上有新的看法，对封建爱情观念抱批判否定的态度。这是他的进步的一面。但他究竟是一个大贵族，在思想感情上是和人民对立的。费加罗是全剧的灵魂。他不同于莫里哀喜剧中的仆人，他对政治、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他自己的见解。他帮助伯爵骗霸尔多洛，因为他同情罗丝娜，也因为他知道为伯爵服务对自己有利。同时，他对伯爵也有斗争的一面。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受伯爵侮辱，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伯爵，主人在道德上比不上仆人。这部剧本反映了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生活，提出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天》，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1778年写成，1784年演出。它的情节相当复杂。主要矛盾是费加罗和伯爵之间的矛盾。费加罗在伯爵婚后回到伯爵的府邸，当他的仆人。他准备和伯爵夫人的使女苏姗娜结婚。伯爵企图诱骗苏姗娜。他和伯爵夫人结婚时，曾宣布放弃贵族在农奴结婚时对新娘的初夜权。现在，他又想在苏姗娜身上“赎回”这个可耻的权利。这就掀起了一场剧烈的斗争。在当时第三等级的观众看来，斗争不仅关系到苏姗娜的清白和费加罗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让农奴制度复辟呢（法国在18世纪后半期已取消这个制度），还是彻底消灭农奴制度？初夜权实际上是作者用来象征贵族地主对农奴的封建特权的。作品的戏剧冲突体现了一场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费加罗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意味着第三等级的胜利，法国人民反封建的胜利。
《费加罗的婚姻》是一部讽刺喜剧。作者借弗加罗的口揭露封建政治的本质，对封建官僚机构特别是司法机关加以鞭挞。在第五幕费加罗的著名独白里，作者指出，贵族之所以骑在人民的头上，只是因为他们生在贵族家庭，至于像费加罗这样的老百姓，尽管有很大才能，却连生活也不易维持，随时随地会被捕入狱，丧失自由。他嘲笑封建专制国家的所谓“出版自由”，抨击封建专制政府用以镇压人民的统治机器，特别是囚禁政治犯的巴士底监狱。在喜剧的结尾，博马舍写道，“人民受着压迫，他们就会诅咒，会怒吼，会行动起来。”《费加罗的婚姻》的政治倾向性是很鲜明的。正因如此，封建最高统治者路易十六非常仇视它，一再下令禁止上演。博马舍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斗争，最后靠巴黎人民的舆论力量，才冲破了路易十六的禁令，达到演出的目的。
博马舍的两部喜剧继承古典主义的艺术成就，情节紧凑，冲突鲜明，同时具有狄德罗所提倡的正剧的特点，反映了重大社会问题，充满时代的生活气息。剧本讽刺辛辣，幽默有趣，它们的语言像火一般在十八世纪反封建情绪高涨的法国观众心里燃烧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博马舍写出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1792）。他把伯爵刻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费加罗不再是反封建的英雄人物，却成了伯爵的忠实仆人。这说明博马舍放弃了他的两部优秀喜剧的民主倾向，他的创作生命也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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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莱辛
德国在十八世纪政治经济都还落后，全国分裂为三百个左右的封建小邦。小邦的统治者大都仿效法国宫廷，专制独裁，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这种封建割据的局面，使德国不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包括下级官吏、商人、小业主和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是依靠为宫廷服务而生活，他们的生产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的奢侈浪费。这种在经济上依附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
德国的政治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还是逐渐在发展，手工业生产已变为手工业工场，并能初步利用当时科学技术的成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也有所增长。在生产和科学有了一定提高的基础上，并在法国和英国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德国也产生了启蒙运动。
当时，迎合宫廷趣味的、以阿那克瑞翁诗派为代表的罗珂珂文学曾风靡一时，但主要成就是在启蒙思想指导下的启蒙文学。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政治地位，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一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文化领域里求发展，造成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学的繁荣，产生了莱辛、歌德和席勒等杰出的启蒙作家。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特权，为建立民族文学而斗争，但他们的作品也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启蒙文学是资产阶级以其明确的阶级意识进行自我教育的文学。在十八世纪前期，以英国期刊为榜样的各种“道德周刊”极为流行，其主要目的是教育广大市民阶层，传布启蒙思想。同时，许多作家也把舞台看作宣扬启蒙思想、唤醒民族意识的适当场所，从而促进了十八世纪德国戏剧的繁荣。
德国启蒙文学分前后两期。四十年代以前为前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高特舍特以法国古典主义原则为标准改革德国戏剧，要求语言规范化，创作合乎规则。到了以莱辛为代表的后期，德国民族文学才奠定了基础，发挥了比较大胆的批判精神。
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是来比锡大学教授，早年主办过道德周刊。他的主要功绩是改革德国戏剧，并对戏剧理论有所建树。他曾经与女演员卡罗利娜·奈贝尔（1697…1760）长期合作，开展戏剧改革运动。在1740年之前，他是德国文学界的权威人物。他推崇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的唯理主义，接受波瓦洛《诗的艺术》的文艺理论，提倡戏剧创作应以高乃依和拉辛为榜样。他的主要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树立了他的文艺理论观点。这部作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诗的一般规律，第二部分论文学的体裁。高特舍特和波瓦洛一样，强调文学体裁有等级之分，并且把文学规律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他主张戏剧应一律分为五幕，严格遵守三一律，例如关于时间的一致，他认为一出戏的情节只应在白天的十小时之内进行，因为夜里是睡眠的时间。为了保持所谓真实性，他不容许剧中有独白和冷场，反对丑角出场。他要求语言明确，文字典雅。高特舍特的论点主要是针对十七世纪以来德国流行的“历史大戏”而发的，这些戏内容庞杂，形式混乱，追求离奇的情节，充满庸俗趣味。高特舍特认为文学应合乎理性，他说，“理性是正确的风格的基础和源泉。”他要求文学创作应以教育人和改善道德为目的。他研究古代文学和英、法两国文学，终于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中找到典范，以便使德国戏剧合理化、规律化，更好地教育观众，这和当时的启蒙精神还是相适应的。
但是高特舍特片面强调理性，反对文学创作应有丰富的想象，他机械地用古典主义的规律衡量一切，许多不符合这些规律的作家都遭到排斥，因而他对莎士比亚表示厌恶。这使他渐渐为同时代人所抵制。从1740年起，他同瑞士人波特玛（198…1783）和布莱丁格（1701…1776）展开论争，引起全德国的注意。这两个瑞士人也和高特舍特一样，主张文学应起教育作用，但是他们认为文学不能缺乏想象力，他们推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嘲笑高特舍特呆板地模仿法国人，用枯燥的清规戒律束缚作家的创造性。高特舍特痛斥他们摈弃理性，使用矫饰夸张的语言。当时许多人参加这场论争，出版许多刊物，互相攻讦，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这两派的论争反映了十八世纪前期德国文学界的贫乏，它缺乏民族内容，所争论的不过是以模仿哪一国为宜而已。莱辛后来在他著名的寓言《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