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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狄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概括地反映了巴黎公社前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伟大思想。这些诗歌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中，特别富于战斗性。鲍狄埃歌颂了伟大的公社和公社的英勇战士们，用诗歌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要走巴黎公社走过的这条路，并坚信胜利的明天一定要来到。当然，作者还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作用，对未来的歌颂有时也比较抽象。
鲍狄埃的诗歌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感染力甚强。诗歌风格庄严雄伟；艺术形式多样化，有歌曲、十四行诗、颂诗、讽刺诗等。这些诗歌吸取了民歌的特点，韵律丰富，便于歌唱。
鲍狄埃的著作，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毁掉或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一百多首诗歌，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除鲍狄埃外，巴黎公社还拥有一些较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以“蒙马特尔红色姑娘”的称号闻名于巴黎。她忘我地献身于公社事业，积极参加了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被捕后英勇不屈，在法庭上严厉谴责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反被判处终身流放。路易丝·米歇尔是个热情的富于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但在理论上很不成熟。流放期间她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1880年大赦回国后一直参加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活动，曾再次被捕入狱。她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写过许多诗歌，表达公社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如《红石竹花》、《囚徒之歌》等。她的散文著作《公社》和《回忆录》记述了她在巴黎公社革命中的经历，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茹尔·瓦莱斯（1832…1885）是公社的活动家，公社委员，《人民呼声报》主编。公社失败以后，他流亡到英国，1880年回国。1883年重新主办《人民呼声报》，向第三共和国作斗争。瓦莱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轻视革命理论与革命政党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但他痛恨资本主义社会，文章尖锐泼辣，在巴黎人民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雅克·文特拉》三部曲：第一部《童年》（1878），第二部《中学毕业生》（1879），第三部《起义者》（1885）。三部曲描写了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从自发反抗到参加革命的过程。
巴黎公社最有才能的小说家是列昂·克拉代尔（1835…1892）。他的作品充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抗议和对社会革命的坚定信仰。他的代表作《雅克·拉塔斯》（1931年出版）刻画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战士的正面形象，并描写了以拉塔斯为代表的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克拉代尔的其他著名作品还有《独眼》（1877）、《凯尔纳杰，旅途看守人》（1881）及短篇小说《复仇者》、《被诅咒的女人》等。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从事创作。
六十年代中期，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认为小说家的积极作用，在于把人放在小说家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环境，则照例是受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规律（例如遗传）的支配，而不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左拉还声称小说家只观察事实、研究事实而不下断语；小说家应该超越道德和政治。左拉这种理论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左拉在1868年制定《鲁贡—马卡尔家族史》的计划，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盛衰兴亡史。这套书包括二十卷长篇小说。第一卷《鲁贡家族的家运》出版于1871年，最后一卷《巴斯卡医师》出版于1893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法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第三共和国反动统治加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现实面前，左拉虽然也在作品中写到劳资对立和劳动人民的苦难，但他把工人的贫困归咎于遗传、酗酒，从而掩盖了阶级压迫的事实。
《萌芽》（1885）是左拉的代表作。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但是严重地歪曲了他们的罢工斗争。
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失业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恰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他就顶替了空缺。公司方面为了克扣工资，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分裂工人队伍。
随着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剥削也愈来愈重。一方面降低工资，另一方面又增加罚金。面对资方的这种进攻，在艾蒂安组织之下的罢工开始了，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公司方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继而出动军警，实行血腥镇压，最后使用队谋分化手段，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为了面包，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其中也包括艾蒂安。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矿井里发生一场惨祸。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暗中破坏矿井的排水设备，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当时艾蒂安也在矿井底下，被救出以后，他觉得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于是离开矿区，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
《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小说写到矿工的艰苦的劳动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劳动的残酷性。挖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脚下满是泥水，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危险。但左拉所塑造的工人形象，不管是其中的主人公还是普通工人群众，都很粗鲁、愚昧、野蛮，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甚至他们的斗争也带着很大的盲目性，他们只有疯狂破坏一切的本能冲动，是一群为饥饿所激怒起来的乌合之众。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是个人主义英雄，他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守护人”。不是群众斗争鼓舞着艾蒂安，而是艾蒂安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随着他的威信的提高，他的虚荣心和领袖欲也逐渐滋长起来。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表现得非常软弱，流露出感伤的心情，自己感到困倦，觉得群众也困倦。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地建立工会，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经济斗争），就可以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艾蒂安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他充分体现了左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
《崩溃》（1892）反映了普法战争、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公社革命等历史事件。在这部小说里，左拉指出第二帝国的崩溃是由于政治军事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自私自利；他一方面谴责法国民族的叛徒，另一方面又揭露普鲁士军国主义。但是在巴黎公社的问题上，左拉暴露了他的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他把公社革命看成民族自相残杀，认为它给法国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写完《鲁贡—马卡尔家族史》以后，左拉又着手写另一套长篇小说《三大名城》（1894…1898）。1898年，左拉参加了由德莱福斯事件所触发的反政府的民主运动，写了《我控诉！》一文，谴责政府违反法纪，蹂躏人权，引起反动势力对他的迫害，因而出走英国。流亡期间，他着手写《四福音书》（《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3；《正义》），歌颂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本能。这种对天性和本能的歌颂是他的自然主义观点的表现。和雨果一样，左拉也是把知识和教育看作改良社会、造福人类的唯一途径。在《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