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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是评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的。文章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评述了这部描写俄国城镇生活的戏剧，肯定了卡杰林娜的反抗精神，并指出这个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俄国封建社会已遇到阻力和抵抗，她是黑暗的专制农奴制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卡杰林娜的形象表明，那种只能说、不能行的贵族知识分子已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当时需要的是能够行动的、有坚强性格的人。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评论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杜勃罗留波夫赞扬英沙罗夫反抗土耳其压迫的爱国精神；同时点明，俄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英沙罗夫那种反对异族压迫的英雄，而是和本国的专制农奴制压迫作斗争的革命家，也就是“俄国的英沙罗夫”。他还通过对女主人公叶琳娜的分析，满怀信心地指出，俄国的英沙罗夫很快就要出现。也就是说，俄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前夜离随之而来的下一天并不远，总共只有一夜之隔！”他根据对作品的剖析而得出的革命性结论引起屠格涅夫的反感，但对革命民主派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论闪烁着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他总是对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的意义给予新的阐发。他不仅能客观地分析作品，解释作家的创作意图，而且能通过对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的分析，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见解和理想。继别林斯基之后，杜勃罗留波夫发挥了文学要服从社会斗争的思想。他的文章思路细密，热情洋溢。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被恩格斯誉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出生于伏尔加河畔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个退役军官，为人残暴，不愿为儿子的学业花费金钱，于1838年把他送往彼得堡进武备学堂；但他违背父亲的意志，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于是他的父亲对他断绝了全部接济。从此，十七岁的涅克拉索夫便不得不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诗歌的探索和创作。1841年，他结识了别林斯基。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他才逐渐走上“真正的诗人”的道路。
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积极从事编辑和诗歌创作活动。农奴制改革后，他维护该刊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不顾条件艰难，继续担任主编。1866年《现代人》被查封后，他又于1868年和谢德林一起主办《祖国纪事》，使它成为七十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他的创作是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直接影响下开展的，他的世界观也是在他们的熏陶下形成的。列宁虽然指出涅克拉索夫曾一度“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却把他同讽刺作家谢德林相提并论：“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列宁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农民的革命意志的忠实表达者。
涅克拉索夫在四、五十年代的创作主要是抒情诗，他讽刺官僚、贵族的腐败，描写城市贫民和农民的悲惨生活。在《当代颂歌》、《摇篮歌》（1845）等诗中，他用简洁凝练的诗句，辛辣地讥讽了“外表是官吏，灵魂是下流胚”的达官贵人。《犬猎》和《故乡》（1846）对荒淫愚昧的地主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大街上》（1850）等诗描写彼得堡的贫困饥饿的角落，抒发为了给死去的孩子买棺材而沦落为娼的妇女的悲哀，描绘因饥饿偷窃一块面包而被逮住的可怜的病人等，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昨天五点多钟……》（1848）一诗中，涅克拉索夫表示自己要为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呼吁。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农村的苦难加深。在《一块未收割的田地》（1854）中，诗人展示了农村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大门前的沉思》（1858）描写一群从外省长途跋涉来到彼得堡请愿的农民，在一个显贵的府邸门前遭到呵斥，连门也不让进，骄奢淫逸的府邱主人，同衣服褴褛、背脊伛偻、脚上磨出血泡的农民构成鲜明的对比。诗人从这一场面联想到全俄国农民的苦难，说人民的悲哀比春天泛滥的伏尔加河水还要深广。这首诗由于揭露性强，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但以手抄本广泛流传过。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明确表示了他对诗人使命的看法。在《诗人与公民》（1856）一诗，他反对“纯艺术派”诗人“在苦难的岁月里，歌唱山谷、天空和大海的美丽，歌唱亲爱的恋人的抚爱”，认为这是可耻的。他提出要做一个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和反对社会罪恶的战士，不怕狂风暴雨，不顾流血牺牲：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六、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除了继续写作农村题材的抒情诗（如《农忙时节》，1862）外，还写过一些抨击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抒情诗篇。著名的《铁路》（1864）一诗，叙述修建铁路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车厢里一个孩子问他的将军父亲，这条铁路是谁修建的？将军回答说，是彼得·安德莱维奇伯爵。诗人便说：不要用谎话欺骗孩子，铁路是被饥饿驱使到这里来的人民，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压榨下修建成的。为修建铁路，无数工人和农民牺牲了生命，“铁路两旁俄罗斯人的白骨如山”。这首诗强调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的真正创造者，表示相信俄国人民必将“为自己铺出一条光明宽阔的大道”。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的主要作品是叙事诗，例如《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描述一个农民在暴风雪中，在沉重的劳动下累倒病死，他的妻子负起赡养一家大小的重担，她在另一个严寒的冬天，在密林中打柴时也冻死了。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后的农民依旧遭受奴役的情景。《俄罗斯妇女》（1872）写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抛弃贵族家庭的优裕生活，历尽艰辛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被流放的丈夫，表现了她们刚毅顽强的意志和对正义事业的信念。
涅克拉索夫的主要长诗是《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七个贫苦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的说是地主，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大腹贾、大臣、沙皇等。由于争执不下，便决定去漫游俄罗斯，亲眼看看谁是幸福的人。作者借用这个情节，广泛地描述了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
长诗用许多篇幅来描写地主官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迫害。在改革前，地主可以对农奴为所欲为，他们说：“法律就是我的意愿，拳头就是我的警察。”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颁布后，地主仍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他们连这一温和的改革也不能接受，仍然千方百计骗取农民的土地。作者还揭露了新兴资产者对农民的压榨，他们低价收买农产品，进行掠夺。改革以后，在地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农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他们只有进小酒馆、矿区和监狱这三条出路。但农民中间已经有许多人觉醒过来。老农萨威里的阶级仇恨已发展到公开反抗的程度，他带头活埋了凶恶的管理人。四十年的监禁流放并没有摧毁他的坚强意志。流放回来后，他依然昂着头说：“是刺字的，但不是奴隶！”农妇玛特辽娜饱尝了被奴役的痛苦，却仍旧保持着一定的反抗精神。作者也写到农民的软弱一面。有一个家奴，实在不能忍受地主的残酷压迫，便把他带到密林中，要以自杀来“感化”这个地主。诗人说：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俄罗斯母亲啊！
诗人用这样一首船夫曲来概括这一历史时期俄国农民的力量和弱点。他迫切地希望农民能早日摆脱愚昧，走向光明幸福。最后，他又在长诗中塑造了同情农民苦难的平民知识分子格利沙的形象。“哪儿呼吸困难，哪儿有痛苦的声音”，他就首先到那儿。但诗中对于改革后贵族地主的新的掠夺以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展示得还不够充分。正面人物的描写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例如玛特辽娜对所谓好心的上层人物还抱有一定的幻想，萨威里还带着一些悲观情绪。长诗具有许多民间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