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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文学之星”评委会认为：“王棵的小说大胆正视守礁生活，又丝毫不回避其单调、寂寞、孤独之严酷，如此如实道出者不多，真正抵近了士兵的生存本相，在此类小说中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王棵不仅歌颂军人的奉献，也正视人性的脆弱；他笔下的军人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们为了绝对的服从而付出的自我牺牲。王棵的温和中暗藏着锐利，他既看到凡人的善良，也不回避与之孪生的私恶。因此，无论他写什么，都能触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潜在危机。
军人的职业就是奉献，军人的义务就是服从，他们必须克制平民的个性，割舍市井的自由。这一点，王棵心里很清楚：他的职业，像守礁者一样充满寂寞、悲壮无奈的奉献式生存，有时意味着远离都市。远离人群，远离舒适，远离时间，甚至远离他始终以各种方式试图接近的文化中心。职业要求他面对与服从，然而艺术需要反叛，王棵的反叛在于他在文字之中实现了对自身个性的隐秘妥协，借助写作，他为自己开凿一个可以尽情奔驰的空间。已经将写作视为一种单纯的艺术创造，王棵说：“我将以极其纯净的心态去创造文字的坚定。”
责任编辑 晓 枫
月下诗魂
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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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在上海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月》杂志，在左翼文学势力猛抬头的时候，这一本清丽、洋气又书卷味的杂志激起了文坛的波澜。创刊号登有徐悲鸿的画作《“向前”》，一个裸体的女子高举着右手。周围是攒动的群狮。那画并不精致，较之画家后来的作品逊色很多。但这一唯美的倾向，配着内中的诸多半是贵族、半是教授腔的文字，向人们透露了这份新生杂志的信患：举世浑浊，我独清醒；四面豺狼，唯吾孤行。作者的队伍似乎是从《现代评论》派那里转过来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加上沈从文、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等，与上海左翼文学的面容大异。此后的几期，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凌叔华、藩光旦、罗隆基、苏雪林、陆侃如等。《新月》的主力作者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每个人的个性不一，审美视角亦有差别。而在心绪的背后，有一个相近的背景，那就是远离血色与杀声，静静地沉浸在唯美的世界里。倘若在一个和平的年月，类似的杂志并不稀奇。而不幸恰逢乱世，在血雨腥风中，柔柔地躺在象牙塔里吟风弄月，自然引起读者不同的印象。
《新月》的面孔是受过洋风吹洗的，创作与批评都有分量，况且还有诸多学人的研究札记，在那时的文坛自然很有锐气。作者们大抵不喜欢阶级斗争的厮杀。唯有美与爱乃精神的寄托。徐志摩在创刊号上写的《（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件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新月》派，史家们自有看法。它对后来文化的辐射，时断时续，在今日仍有众多的同情者。近代以来，中国每陷内乱，怨怼之声四起，偶也流出中正平和之声，却无奈江河激愤，人文的暖风终被吹散。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都是和善之人，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都有诸多可赞之处。文艺观的形态，也自成一家。比如都欣赏儒雅的诗文，或是沙龙里的吟哦，或为戏台中歌咏，他们要讲究纯之又纯，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似蒸馏水被过滤了一般，没有杂质者皆为上品。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里，就感叹浪漫主义对规律的破坏，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梁实秋和徐志摩都觉得，过分的紧张、焦虑是不好的，大概为病态所囿，那是大有问题的。梁实秋就直接批评法国的卢梭，挖苦其患着热病与自大狂，虽有天才，却是非常态的、可怖的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是有负面作用的。而他推崇的，则是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深信情感想象的理性节制的重要。梁氏的话，不仅徐志摩深以为然，连胡适、闻一多等人，也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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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月》杂志创刊前的五年，即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发起了“新月社”。关于“新月”二字的来源，说法不一，我觉得，大概是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转用过来的。因为那一年徐志摩曾热情地陪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对其推崇备至。据说“新月社”创立的初衷，只是提倡戏剧。地点在松树胡同七号。成员有胡适、张君劢、丁文江、林长眠、林徽音、闻一多、丁西林等。这个圈子的人以教授为多，受过西学的熏陶。在氛围上有着别的文人团体不同的韵致。似乎都深爱学术，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绝无《语丝》社的“匪气”和《莽原》社的清冷之风。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异于留日归国者。绅士的遗风多少伴随着众人，阅读习惯是学院派式冷观居多，不太注意民间性与当下性。学问趋于纯，是规范的、象牙塔式的。他们在行为上重节制，以含蓄为美。纵然有徐志摩那样以爱为上的诗人，可也天真得可爱，内心没有黑暗的遗存。可爱与可笑均在，不分彼此。许多年后创办的杂志《新月》，倒是这群人意识的注释。文学的梦和精神里的维度，都于此可以看到的。
一个流派要在文学潮里形成气候，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创作上有相近的倾向，审美的向度可造成一股余力，渐次影响文化的进程；其二乃是有理论上的自觉，精神有着自主的轨迹，或为一哲学的呼应，或是旧传统心理的一种转换。这两者互为依存，在态度上近于一致，从感性的层面到理性的高度皆自成调式，引人进入新奇的园地。《新月》派是松散的团体，作家的气质几乎没有乡俗与市井的印痕，说其有贵族的气韵也是对的。闻一多诗歌的精英笔法，梁实秋散文的华贵气味，沈从文凝重的神异之趣，胡适温文尔雅的语态，徐志摩浓艳的抒情句式，陈梦家诗句的含蓄有力，不仅较《新青年》当年的风尚很远。与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浪漫之舞简直是别有天地，没有神似的地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理论家，在精神上似乎比胡适更能给《新月》注入新血。《新青年》解体之后，胡适的独语已经结束，再也释放不出新的内涵。梁实秋因为新从美国归来，头上又戴着新人文主义的帽子，恰好点到徐志摩诸人的穴位，力主宽容而非暴力，静观而非冲动，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过渡到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前者是哲学的沉思，后者乃审美的漫游，而这漫游在文学上进一步深化了贵族文人的情境，为分散的、零乱的写作个体找到了聚光点，于是一股幽玄儒雅温润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和新生的左翼队伍分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