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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豆。黄豆不能咽饭，可能当饭。那年我们一家三口都没饿肚子，可生活里却少了一种味道。比起饿肚子来，那点儿味道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也帮着家里想办法。通往小学校的路两边，长着一种野生的小红豆，秋后便熟了。放了学，我便去扯。很难扯，每样植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方式，小红豆树大多长在荆刺丛中，而且长得特别牢。但我也管不得这么多了，拿衣服把头脸一裹，钻过刺蓬，拼命使劲儿，连蔸一起扯出来，搂到磨坊里，给大伯打。大伯看着我这么勤快懂事，也不再阴沉着个脸。一次，他还突然伸出手，充满怜爱地摸了摸我脸上的伤痕，说疼不？下回小心点儿。
我赶紧转过头去，动作有点儿慌张。我感到我快要流泪了。
大伯打小红豆挺有趣，这东西不能放进碾子里碾，也不是直接打，而是挨近豆荚拍巴掌。豆荚就像一只小耳朵，大伯响亮地拍着巴掌喊，出来，出来！那小红豆还真的从豆荚里一粒粒地蹦了出来。有时运气好，一天能收下小半碗。大娘把这种小红豆掺进米里，熬粥吃。熬得一半熟时，大娘把锅盖揭开一条缝儿，让我嗅嗅。真香啊，我用手捂住那香味，怕它跑掉了，捂了一会儿，手就香了。等到大娘把锅盖完全揭开时，这个小土院里，就被那漫溢而出的乳白色的香气充满了。
这种用小红豆熬出来的粥很补人，大娘要大伯多吃点。大伯喝完一碗，她又盛上了一碗。大伯说。我的天哪，你都把我当牲口来喂了。那时我已经很懂事了。我到了大娘家后，好像突然就加快了懂事的速度。我知道，大娘是想让大伯的身子骨硬朗起来，她连做梦都很胸有成竹。
大伯的身子骨越来越硬朗了，人也一天天地勤快了，回家了也不闲着，开始和泥，搬砖，砌那坍塌了许久的院墙了。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儿子降生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院里。院墙砌好了，他又用黄泥拌着牛粪，把院里、屋里的墙壁抹了一遍，抹得溜光平整。牛粪是好东西，泥里掺了牛粪，落雨不上潮，刮风不掉土渣。那种干牛粪的气味，闻起来还挺香。到了冬天，这房子该有多暖和。大伯扳着指头数日子，数来数去，他的儿子都会在一个很寒冷的日子里降生。名字早取好了，就叫望生，眼巴巴地望了多少年了。
我也忍不住常常去看大娘的肚子，眯缝着眼睛看，觉得神秘有趣。我一看，大娘自己也看，看了还顽皮地朝我眨眨眼，好像真的有个什么秘密，只有我俩知道。她不晓得她长得好丑了，脸上长满了蝴蝶斑。她那个肚子已经幸福地翘起老高了。
秋意已经很深了，天又冷了起来。一天夜黑了，大伯从磨坊回来了，他是因为多碾了几箩米，才回来得这么晚。往常，这个时候大娘早回来了，热饭热菜都端上桌了，可这晚她也没有回来。放学后，我见他们都没在家，正和几个小屁孩比赛掷石子，看谁掷得远。大伯找到我，揪住我的后脖领问，你大娘呢？
我说不知道，扬手掷出一颗石子，石子落在一口池塘里，咕咚一响。
大伯把我一搡，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大娘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你也不去找！
我心想，大娘又不是羊，怎么会丢呢？但我还是跟着大伯去找了。我把手里的最后一颗石子掷了出去。这一回，连石头落在哪里也搞不清楚，也没听见任何动静。
大伯眼神不太好，他让我走前面，我眼尖。通往田野的土路上，有些微微泛白的东西，那不是雪，是霜。路上已铺着厚厚的一层霜了。走了一会儿，我就双脚冰凉了。远远地，我看见了大娘的身影，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走着，左右都是生产队的高粱地，路被两边的红高粱夹着，狭狭地露出一小片微茫。她拖着两条僵硬的腿走得越来越慢。
我叫了一声大娘。大伯说，你还知道回来啊！
大娘有气无力地说，不知怎么的，今天的活怎么也干不动，干到现在，才把那一垄冬麦地翻完了，隔几天就可下种了。
大伯说，你可怀着孩子哩，叶四海还要你干那样的重活？
大娘笑了笑，说，没事，队里那么多女人，好多都怀着孩子呢，有的肚子比我还大哩，不也在翻地吗？叶四海也是为了队里好哩，误了这茬冬麦，明年可就要闹春荒了。
大伯便不再吭声。我却听见大娘的裤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滴滴答答地流。大娘没尿裤子吧？但我没问。那个年代，社员们在拼命干活时，常有把尿拉在裤子里的。到了家里，大娘哆哆嗦嗦地摸了半天，终于弄出了一点豆大的灯火。她的手抖得厉害。我又朝大娘的腿瞄了一下，大娘的两条裤腿上全是血，暗红的血。正顺着裤子往下淌，淌到地上，就成了血块子。我还没来得及惊叫，就听见身后哇的一声，大伯在拼命呕吐，大伯呕出来的不是别的，也是血，像大娘身上淌下的血块子……
七
大娘小产了。那些日子，磨坊边的这个小土院里充斥着弥漫不散的血腥味，有我大娘流出来的血，也有大伯呕的血。
大伯急火攻心，从此便一病不起，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念头断了。我爹我娘都来了，我娘照顾大娘，我爹给大伯熬草药。大伯躺在床上，那些干在被子上的血和药汁，被他蜡黄的脸蹭得发光发亮。他还剩下最后一点力气，一个劲地咒骂我爹，咒骂叶四海，咒骂他们断子绝孙。该他咒的，真的是这样，这个世界欠我大伯的实在太多了。我爹硬着头皮忍受着他的咒骂，始终一言不发，这也是这个蛮不讲理的汉子一生最老实的时候。
大娘没有一句怨言，很少听到这个乡下女人的抱怨，她好像早已习惯了一天天的漫长忍受。不光是我大娘，谷花洲的女人，大河边的女人，或许所有的中国女人都是这样，从她们在寒冷腊月被逼着打赤膊挑土开始，她们就习惯了命运给自己安排的一切，接受一切无法逃避的事实，接纳一切痛苦。这也是她们能够找到的面对生活的唯一办法。我大娘可真是个强壮的女人啊，只在床上躺了一宿就爬起来了，把我爹我娘都赶回去了。都这个时候了，她还在想着别人。说起来我爹我娘也挺不容易，六个娃儿，还有我八十多岁的老奶奶，猪没人喂，鸡没人管，他们不回去不行。
大娘起来了，扶着墙壁进了灶房，淘米，煮饭，那只乌黑的铁锅，很快又被她烧得热气腾腾了。很快又能看到她处处忙碌的身影了。家里，地里，菜园里；日里，夜里，这个倔强、苦命的女人，注定要一生劳劳碌碌，一点儿也看不出她流了那么多血，在你以为她累得快要倒下时，她却执拗地送来了微笑。
大伯一天不如一天，他挨过了秋天，但最终没能挨过那个寒冷的冬天。谁都知道我大伯快不行了，大娘还是去镇街上卖了鸡蛋，给他抓药，煎药，喂药。大伯不肯喝，大娘就让我掐住他的鼻子，一匙一匙地给他喂。大娘说，喝啊，当家的，这是为了你好。大伯说，你对我真好哩，照顾我就像照顾一头牲口哩。他老是这样说。喝剩的药渣，大娘让我倒在村里人走得最多的那条街筒子里。大娘说，病要千人踏，万人踩，才会好。可村里人一见了那药渣，都小小心心地绕开了，踩得最多的，是我，大娘，还有那些不知人事的畜牲们。可大伯的病还是一天重似一天。先是开始掉头发，掉得只剩一层胎发似的绒毛了，然后又开始掉牙齿，像死人惨白的牙齿。很快牙齿也全掉光了，只剩下牙龈了。他的身体也缩得越来越小，就像个皮包骨头的婴孩。他不再骂人了，只日夜不停地啼哭。
谷花洲下第一场大雪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游医，那是个极狡猾的老头，鼻子像鸟喙一样强有力地弯曲着。他说能治好我大伯的病，但要收一条牛腿的钱。大娘说，别说一条牛腿，你要真能医好咱当家的，一头牛我也舍得，我扒了这院子，也要凑了钱给你。
那游医进了房间，翻起大伯的眼皮看看，又看看牙口，满有把握地说，还有救，你当家的身上寒气太重，几十年的寒气都积在身上了，连骨头都发霉了，得驱寒哩。
大娘听了，觉得挺在理，叶四海和我父亲也说还真是这么个病根，很快就按游医的吩咐，找来一只大木甑，把大伯装了进去，架在灶上的一只大扒锅里，灶膛里架起劈柴。游医说，这样能把湿气蒸出来。但游医划燃火柴，我大娘又犹豫起来，一口吹灭了那火，问，真能行？
村里人都劝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