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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告诉他，我在本子上写的全是诗。不信你到地下室去拿我的本子来看吧。全是诗。什么都没有。他又笑了一声，说：看过了。
写的什么玩意儿，全都看不懂。我也笑了一下，说那根本不是给你这样的人看的。他受了这句话的刺激，突然又暴怒起来，拍着桌子骂了句粗话，然后说：你小子不识抬举。你是不是又叫我把你铐起来？
“后来我又跟他说，我刚刚从贵州来，诗人是在大地上四处游走的人。我到了北京，是因为我喜欢北京。我喜欢住在地下室里写诗。这是我的爱好。我没有危害哪一个人。我更没有危害社会。凭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这时有个人在外头喊他接电话。他出去了，就在隔壁。我听见他接电话时很大声音说话，很不耐烦。打完电话他没有马上过来。我听见他在隔壁跟一位女同事聊天。他说到了我，说他*的还是什么诗人，招待所的人说他整天鬼头鬼脑的。那女同事问：诗人？叫什么名字？我喜欢读诗呀。他说了我的诗名。那女的声音很高地说：呀，你抓了他啊。他真的是诗人呀。然后那女警察跟着他过来看我了。女警察说你真的是哑马？我点点头说：是。女警察说：我读过你的诗。我还把你的诗剪下来贴在我的本子上了。你的诗写的真好。那年轻的片警听了我跟他的同事聊天，笑了一声，说：如果这只是一场误会，那我本人向你道歉。不过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认为你很不正常，他们对你很怀疑。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治安是压顶的大事。所以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找你调查情况。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你写个情况，签个名，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他说得这么轻松：你态度不好，所以搞得我们也态度不好。他没有觉得侮辱人格才是犯罪。他侮辱了我，伤害了我，用手铐来对付我，却这么轻松地说：你可以走了。
“我当然要走。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晚上，确实是受够了痛苦和某种程度的绝望。那位女警察一直送我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她跟我解释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有时候，好人坏人并不是一眼能够分辨清楚的。在北京，任何一个行为怪异的人都会受到置疑。北京的老百姓警惕性是很高的，但有时候也有些过敏。她一边跟我解释一边送我出门。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但她坚持这么做。她脸上挂着和善的笑意。她也是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留着马尾辫，有一张清秀的瓜子脸。她跟我说，她是诗歌爱好者。有时自己也写一点诗，但是写得不像话。她不敢投稿，只是写给自己看。我心里一阵温暖。我想她和她的同事，一个爱诗，一个不读诗，于是人性就成了两种样子。诗歌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并且有情感的温度。我在这个小小的派出所里见证了诗歌的无用，也见证了诗歌的伟大。”
哑马的目光一下子仿佛深邃起来。他咽了口口水，接着又喝了小半瓶啤酒。他喝了啤酒，确实谈兴甚好。
“……流浪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开始的，预示着今后日子的艰难。一个身份不确定的人是很难在这个社会混下去的。虽然我认为我的身份是明确的：我是诗人。但是那些‘正常’的人不这样确认。那些不读诗的人通常会排斥你的身份。他们只对两种身份顶礼膜拜：有权的或有钱的。他们对自己感到自卑，可是对我却十分傲慢。任何人都觉得可以在我之上，可以俯视，也可以蔑视。不是吗，老兄？
“我从那个招待所里出来了。我不能再在那个地方住下去。我不能忍受那些服务员的钉子样的刺人的目光。另外的原因是：我口袋里已所剩无几。我节衣缩食，一分钱掰做两分钱花，但是我也快把钱花完了。在这期间，我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我告诉我父亲，我现在在北京。北京很好，我也很好。我没有提钱的事。我提着旅行包，一个人在胡同里乱走。我想我要去哪里呢？我想我应当找一位诗友，先吃一顿好饭，然后再商量下一步的打算。我坐在街沿上，从包里翻出了通讯簿。我记得上次开青春诗会的时候有几个北京的诗人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翻到了吕盛的名字。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家伙是诗人兼画家。他开了家小画廊，就在紫竹院附近。我记得他是一个爱喝酒的有水泊梁山味的家伙，身上有股‘大哥’气质。
“他那天正好在他的小画廊里。很小很小的画廊，专门卖油画。他正穿着一件T恤在那里叮叮哐哐地钉画框，就他一个人。他看见我来了很高兴。那个年头，诗人见了诗人都很高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比方我见到了你老兄。我们凭《国际歌》找到同志。
“他请我在胡同口上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涮羊肉。我们喝了整整一下午的啤酒。我跟他说了我的经历，包括小朱老师的事。我告诉他，我口袋里已没有几个盘缠了。吕盛笑呵呵地说：你到我这里来还用得着什么盘缠？兄弟，我的就是你的。你愿意在我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你在我这里，不会有派出所的人来找你麻烦。我跟我们这儿的片警铁得很。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那些胡同老太太也不敢管我的事，我在紫竹院这一带可是混出了名头的。住嘛，你也可以住在我家里，也可以住在这个小店里。随你的便。但我希望你住在我家里，我们可以聊天，喝啤酒，谈诗歌，谈女人。
“诗人就是这么豪放，互相温暖。四海之内，诗人皆兄弟。我刚刚被北京搞坏的情绪顿时好了起来。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伏，有黑暗又有光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也是住在老胡同里。很长的胡同，灰色的平静的胡同。那是生活的颜色和质感。他就住在四合院内，有五六户人家，人人都听得见彼此生活的杂七杂八的声音。门口总有人穿进穿出，也总有老大爷老太太坐着聊天，有一句没一句。四合院光线暗暗的，但是颜色一团混乱。这正是生活本身。混乱，但暗藏着秩序。我倒是很喜欢这种氛围。我感到我是属于它的。很多东西我是从上往下看，但这种生活氛围我反而是平视的。我凝视它就像是凝视镜子里的自己。
“吕盛的画廊生意并不好。那年头，人们对美术作品跟对诗歌一样，缺乏兴趣，而且也不懂。人们开始羡慕个体户能挣大钱了。在北京，人们羡慕的是有背景和靠山的人，他们能弄到很多指标和红头文件。有些人被称为‘倒爷’。吕盛也是个体户，但他是那种不能挣钱的个体户。吕盛的画其实画得相当好。他没有进过正规美术学院，没有接受过严谨的科班训练。他画不好写实的东西，所以他扬长避短，他画抽象画。他天生对色彩和构成有一种了不起的把握能力。他用直觉指导自己完成创作。他画的东西非常独特。他的作品摆在那里绝不会同别人的东西混淆。他的油画语言永远属于他自己。他在画廊里给我看了他的许多画。我发现他粗糙的外表下躲藏了一颗细腻而感伤的心灵。这是从他的作品里反映出来的。他喜欢大块大块地使用忧郁的蓝色，形成一种伤怀的调子。
“没有人买他的画。也几乎没有人买他代理的画家的画。只有人在他的画廊里买那些绘画工具和颜料，或者画框。
“他在不画画的时候写诗。很多诗都是为他的画作而写的。如果不看他的画，你不会明白他写的是什么。那蓝色在眼波里
湖水在天上
我穿过胡同的晚风
在酒杯里夜泊
“这就是他的诗。老兄，你也是诗人，你不觉得吕盛的诗写得很好吗？但是你若看了他的画，你会觉得更好。他是天才。我可以这样肯定。
“他虽然开画廊，但他是潦倒的人。不过他很快乐。他气质里的忧郁隐藏得很深，平时他倒是个乐观的人。他在一辆破单车的后架上搭一箱啤酒回家，在胡同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看见屋檐顶上的鸽子了。我们聊天一聊就聊一通宵。什么都谈，尤其是诗歌和女人。他倒是很少谈绘画。我给他看了我在地下室写的诗。他赞扬备至。他说兄弟，你这些诗不要随便带着跑，万一弄丢了不是你一个人的损失，是我们中国诗坛的损失。你把它保存在我这里。你放心。将来你安定下来，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信，我就把它寄还给你。最好是我在北京找一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