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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什么生活上的舒适，更谈不上什么优美如画的景物。为了躲避寒风，庄园大都建造在地势较低的地方。主宅两旁是各种杂用房屋，主宅后面是菜园，前面是小庭院。既没有花园，甚至也没有哪怕是用来增加收入的果园。难得看到天然的矮树丛或者白桦绕岸的池塘。紧靠在菜园和杂用房屋后面的是主人的田地，田里从早春到晚秋都有人在干活儿。地主完全可以站在主宅的窗前监视农民干活，并为未来的丰收或歉收而高兴或发愁。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话说回来，尽管物质资料不很充裕，却也并不感到十分匮乏。只有那些最小的地主，有时入不敷出，才去寻找补助：他们带着孩子从一些村邻投奔到另一些村邻，扮演着不大光彩的丑角和食客的角色。这种比较满足现状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生活费用低廉，而大部分是由于要求很低。几乎一切都是自己家里生产的，不用花钱去买。只有衣服、白酒和偶尔买点杂货需要支付现钱。在某些地主家庭里（甚至并不是最没有钱的地主家庭里），只在大节日里才喝茶，至于葡萄酒，压根儿没听说过①。李子酒、果子露酒、克瓦斯、蜂蜜，这就是通常的饮料，而家制的盐腌醋渍的食物则是家常便饭。菜饭全是自家生产的东西，只有鲜牛肉是例外，所以只偶尔吃一顿。家里的人既不知所谓好菜为何物，对于这种家常便饭也就心满意足，而且连客人也不存非份之想。有油水就成——这就是那时候的地主款待客人的准绳。
①指卡辛商人捷尔里科夫酿制的各种牌号的葡萄酒。我不知道这种混合饮料究竟有多大的好处；不过它的价钱不贵。后来，除了捷尔里科夫家，还有兹兹金家（也是在卡辛县）和索波列夫家（在雅罗斯拉夫里）也仿制这种酒。看来；他们的酒在当时销路是不错的。——作者
一两百卢布（纸币），在当时要算一大笔钱。只要手里偶然积攒起这么一笔钱，家里便会出现另外一番气象。买来了呢料、花布和别的衣料，由家奴裁缝给家庭成员裁制新衣。在家里仍然穿着旧衣，新衣裳留着客人来时再穿。远远望见有客人来了，便赶忙跑进去，换上新衣，让客人以为殷勤的主人总是这样一副装束。冬季里，卖掉了余粮和各种土产，手里更加宽裕，花起钱来也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夏季里，分文必较，因为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俗话说，“夏天拼命省，冬天随意花”，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因此，他们总在焦急地等待着冬天的到来，而在夏季里，他们闭门不出，站在窗前注视着下一个冬季的欢乐生涯的创造进程。
难得有怨天尤人的时候。他们随遇而安，不作非份之想。他们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蜡烛（也是花钱买的商品），如果家里没有客人，冬天黄昏时大家摸黑闲聊一阵，很早就上床睡觉。有的地主的家，每当夜幕降临，一家人聚集在一间比较暖和的房里；桌上点着一根蜡烛头，大家坐在烛光前，聊天，做针线，吃晚饭，不太晚便各自散去。如果家里有许多女眷，那么，直到半夜屋里还有她们的快乐的谈笑声，因为不点蜡烛也能谈天。
至于这种相对的小康生活反映在农奴们的脊背上又是一副什么光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姑且按下不表。
地主界的教育程度并不比物质水平高多少。只有一个地主能夸耀他受过大学教育，另外还有两位（我的父亲和古斯里琴上校）受过相当好的家馆教育，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其余则是一些贵族出身的纨挎子弟和退役尉官。我们那一带，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种风气：青年人从士官学校出来，服一两年军役，然后回到家乡靠父母过日子。在乡下，他们给自己缝件短衫，坐着车四出拜访村邻，相亲，娶妻，老人一死，自己便当家作主。应当承认，这是些不慕虚荣、安分守己、不管闲事的人。他们象田鼠似的，老是创着自己身边的泥土，却不问一间这样做究竟所为何来。他们对村子以外发生的事一概不闻不问。只要能吃饱穿暖，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命运便感到满意了。
印刷品在这里不起作用。报纸（当时整个俄国仅有三种报纸①）中，只有《莫斯科新闻》还能见到，而且决不超过三、四家订户。书籍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销行极广的标准历书，一无所有；此外，能看到的就是国秀们从货郎手里换得的一些唱本和粗制滥造的廉价读物。只有她们为了解闷儿才看书。杂志根本没有，但是，从一八三四年起，母亲订了一份《读书丛刊》②，而且说真的，派人来借阅这种杂志的人多得应接不暇。他们爱看的是出于勃兰贝乌斯男爵③手笔的《奥莲卡，又名女人一生中的几小时》和《悬在空中的客人》。后者很快就流传开来，甚至连他那本并不怎么严谨的《文学史话》，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此外，闺秀们都是大诗迷，有闺女的家庭往往都有一大本手抄诗集或剪贴簿，里面收集了大量的祖国诗歌作品，从《上帝颂》到荒诞不经的《我站在最后一片幼叶上》，应有尽有。普希金的天才当时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顶峰，他的声誉已经响彻整个俄罗斯。这声誉也传到了我们穷乡僻壤，尤其是在日秀们当中产生了狂热的崇拜者。但是不妨补充一句，她们对《护身符》、《黑披巾》一类最差的诗却比对成熟的作品更加喜欢。在诗人的成熟作品中，她们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们觉得它轻松，至于长诗的真谛所在，就未必有人理解了。
①谢德林这里大概是指当时流行最广的三种报纸：《莫斯科新闻》（1756—1917）、《圣彼得堡新闻》（1828—1915）和《北方蜜蜂》（1825—1864）。
②一八三四——一八六五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反动杂志。
③勃兰贝乌斯男爵是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新闻记者、批评家、小说家奥·伊·森科市斯基（1800—1858）的笔名。一八三四年与斯米尔丁创办俄国第一个大型杂志《读书丛刊》，支持现存社会政治制度，保卫地主利益，猛烈攻击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别林斯基。
地主们既没有受过扎实的教育，又跟中心城市的思想和文化运动几乎不沾边儿，便沉溺在种种偏见中，不知道事物的实质。农业本是他们的命根子，但他们对它完全抱着墨守成规的态度，无意改进经营制度和耕作方法。陈规旧习既然具有法律效力，便可以随心所欲，无休无止地压榨庄稼汉的劳动。尽量多种粮食是有利可图的事，尽管由于缺少肥料，收成低微，增产的谷物比种子多不了多少，然而毕竟有了余粮可以卖钱。至于为了这点余粮，庄稼汉的脊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是不必考虑的。
除了这个总方针，作为辅助手段，还有一些祈求晴雨的祈祷活动；但是因为上苍的门路不为凡人开启，所以最热诚的祈祷也常常无济于事。农业著作当时几乎没有，即便在《读书丛刊》上按月刊登谢里霍夫①的文章，也不过是根据泰耶尔②的原著编写的一些空泛之论，对我们穷乡僻壤毫无实际用处。在它们的“启示”之下，居然有两、三个人做起试验来，但初试身手便出洋相，结果一无所获。失败的原因，自然首先应当归咎于试验者的全然无知，但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耐心和毅力，而没有耐心和毅力又正是缺乏教育的典型特征。他们以为，一经试验便应当有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可是事与愿违，于是，伴随失败而来的便是于事无补的滔滔不绝的辱骂，而原先引起试验的兴致也就立即烟消云散，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①谢里霍夫曾在、读书丛刊，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述农业问题的文章，维护地主利益；因此地主们将他的文章视为指南。
②泰耶尔（1753—1828），德国农学家，以轮种、土壤耕作和施肥问题的著作闻名。他的《农业基础》一书于一八三○年译成俄文出版。
后来，在农奴解放期间，也重演过类似的试验。几乎没有一个地主不自命为农业的主人，结果白白地浪费了赎金贷款，丢下祖传的老窠很快地逃走了。现在应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我说不好，但是单就地产、甚至是大量的地产不再集中于一个阶层而分散于各色人等手中这一点，即足以说明，旧式领主分子并不是那么坚强有力、那么训练有素，以致在土地问题这个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