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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平安地过去了。第二年缴代役金的限期届满，谢廖日卡却音讯全无。斯特列科夫去找他干活的最后一家成衣店的老板，人家告诉他，谢廖日卡在几个礼拜以前到三一修道院去朝拜，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斯特列科夫找遍莫斯科，车费的开支使他濒于破产，始终没有找到谢廖日卡。
“又是个当兵的胚子！”教子失踪的消息传到母亲耳里，她说。“不必存什么希望了；非把这个贱种搞掉不可！”
母亲严令斯特列科夫继续搜寻谢廖日卡，找到他时，不必送回乡下，就地将他扭交莫斯科的征兵机关，自然是算名额的。此外，她还把谢尔盖伊奇老头子叫来，严加盘查。
“说，谢廖日卡在哪儿？”她对他叫道。
“我怎么知道！”
“你是他父亲：应当知道。你要是不承认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那就这样办：你写封信给你的孙卡，若是他在一个月之内不把他弟弟交给斯特列科夫，我就把他本人送去当兵。”
“您看着办吧，”谢尔盖伊奇正要开口，忽然醒悟过来，尖锐然而很有道理地答道：“太太，真不知道您干吗要这么折磨人。孙卡也许连做梦也没梦到他弟弟在哪儿……写信给他也没用。”
母亲只好住口了。
整整两年都没有找到谢廖日卡。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传闻。有些人说，他加入了一个偷窃集团，在莫斯科城里靠小偷小摸为生；另一些人断言，他已经远走高飞，在某一个荒凉地方的修道院里当了见习修士。还有一些人甚至把握十足地说，他加入分裂派①，在哈皮洛夫池塘里受过洗礼，被送到遥远的“志利雅内”（在彼尔姆省的北部）的隐居区去了。在这些说法中，第一种最为可靠：谢廖日卡果然隐匿在莫斯科当扒手。
①参见本书第一七○页注。
他刚刚站住脚，便又摔倒了。他没有一技之长，因为他在维里芳吉耶夫那里学到的一点手艺，经过两年的浪荡生活，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盗窃成了他维持生命的唯一出路。所谓维持生命，就是喝酒，因为酒象药一样，能给予他的机体一些它所缺少的要素。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他在这个循环圈里打转，叫着骂着，但只要稍为离它远一点，他便感到痛苦难当。酒力发作之下，他精神百倍；酒力一过，一群灰色的幽灵立刻将他团团围住，使他愁肠百结，烦闷已极。二十岁的人，看上去已经是个老态可掬的醉鬼；浮肿的脸上遍布着块块红斑；浑身上下象发疟疾似地哆嗦着。
他没有固定的住所。白天，他徘徊在城厢一带，不敢冒险到市中心区去；黑夜来临，他溜出城关，夏天在沟渠中过夜，冬天钻在干草垛里。他的行窃活动是单枪匹马地干的，因为他过于糊涂、过于卤莽，没有一个盗窃集团肯收他当伙计。他每天行窃时几乎经常被人当场捉住，但因为是小偷小摸，而俄罗斯人一般说来又不喜欢对簿公庭，所以很少将他扭送警察机关，往往是赏他一顿老拳了事。然而殴打的程度大大地超过了行窃的规模，以致他的筋骨没有一处完好，役有—处不痛。
尽管如此，但酒毕竟一方面支持着他的生命，同时又使他忘却生命。我不能断言，他是有意识地达到这种忘却的境界的，但我可以肯定，这种忘却的境界已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且只需要这种境界。
斯特列科夫终于打听到可靠的消息：谢廖日卡被关在城厢一个拘留所里。这一次他犯的案相当大，正在对他进行侦讯。任务是艰巨的；得销案，设法营救谢廖日卡。还要使他清醒过来，再送他去当兵，虽然他个子矮，又是个罗圈腿，能否验得上，还大成问题。但母亲管斯特列科夫叫做“能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托熟人疏通，花了点钱，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太太的命令。验收新兵的人把谢廖日卡领到标尺下，巧妙地将他往上一提，使他的身长恰好够上标准的尺寸。
“剃光①！”征兵处的主管人宣布。
①旧俄时代，新兵人伍需将头发剃光，此处呼”剃光’，表示检查合格。
“剃光！剃光！剃光！”喊声象回音一般滚过所有的营房，一直传到最后一间营房，理发师正在那里等待着体检合格的新兵。大功告成。从此谢廖日卡不再以家奴的身份生存于世间，他进入了新的生活。
母亲接到这件公案的收场的消息，颇为满意，而她更为满意的自然是与好消息同时寄来的一张征兵处的正式收据。
她将收据放进钱匣里时，不禁想起了谢廖日卡有一次对她说的话，那时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端着一盘白面饼来见她，对她说：
“教母，这是孝敬您老的！”
二十五 费陀特之死
费陀特卧床不起，已经两个多月。虽说他年过六十，但是在病倒之前，看上去他却非常健旺，因此，谁也不会想到，迅速的结局正在等待这位强壮的、劳碌了一生的老人。他自己也说不清发病的原因：“仿佛心肝五脏全烂了。”
“那一次，他们往大车上装干草，装得不好，”他说，“一上路，车往一边歪。庄稼汉牵着马笼头，我在车旁，一边走，一边用肩膀顶着车帮。喏，没想到出了事。”
在整个红果庄庄地上，他是唯一的一个赢得母亲真正的好感的人。大约在二十年以前，他当上了村长，一直勉力工作，既精明又诚实，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真是个忠实可靠的人！不错，他也喝酒，但只是逢大节日才来几杯，那是上帝也会宽恕的。然而，他最可贵的地方，是他在维护主人的利益的同时，常常也替农民说几句好话。母亲虽然有时说他姑息养奸，但是她心里明白，费陀特的政策使她避免了许多不愉快的麻烦事儿。
费陀特和母亲，正象俗话所说，真是心心相印。每天晚上，老头子来到女仆室，和太太一谈就是半天。他们两人精通农事，又互相了解。母亲聚精会神地听取村长对她从容面详尽地报告一天的工作。接着，他们共同商讨每一个具体问题，而且几乎总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母亲的眼光比较远大，可是在处理问题的周密性方面，费陀特则更胜一筹。因为在农事上，周密的考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遇到意见分歧时大都由村长最后作出决定。连老主人也常常在他们争辩的时候来到女仆室，好奇地倾听他们的议论。谈够了，订好了第二天的工作计划（总是两套：一套适用于晴天，一套适用于阴天），母亲便吩咐赏给费陀特一小杯酒，然后放心地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可是忽然之间，这个忠实正派的仆人（甚至是朋友）生病了。一病不起，这种情形在农民的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庄稼人不喜欢平白无故地躺在炕上，如果躺下了，那就是说他的末日不远了。幸好这是深秋时分，若是在夏天农忙时节，缺了费陀特，非抓瞎不可。可怜的费陀特，他是“朋友”，然而朋友归朋友，主人的利益可不能不考虑啊：就拿现在来说吧：打谷的活儿还不知哪一天结束，究竟打得怎样，你总得去管管吧！有费陀特在场，保险粒粒归仓；没他在场，恐怕十分之一的粮食也拿不到手。特别难防的是那些娘们儿。农奴娘们儿鬼得很；她弄走一口袋毛皮，你还不知道是怎样弄走的。这个一口袋，那个一口袋，你去算算吧，加起来就多啦。
总之，对于垂死的仆人的真诚的怜惜，与对于突遭不幸的主人的同样真诚的怜惜，交织成一股强烈的感情，它同在经营庄地的一切实际活动中表现出的强烈感情是不相上下的。这并不是伪善，不是表里异趣，而是一种在人类意识中不会引起任何惊慌的两川并流似的自然的殊途同归。
母亲一连几小时地翻阅（加雷切市斯基药方汇编》①。查找适用的药方。她忽然看到某种疾病的记载，认为跟费陀特的症状相似，便立刻跑到家里自备的药房里，和一个专管医药的丫环商量一番，然后两人通力合作配起药来。每隔一天，有时每隔三两天，她带着这丫环医生，坐上摇摇晃晃的敞篷马车，不顾秋天的泥泞，到两俄里外的伊兹马尔科沃——费陀特住家的村子去探望病人。但是，无论是好心的太太送来的药品，还是她亲自的探望，都没有使费陀特的病情好转。他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瘦成一把骨头。他的肚子肿得老高——那病根十之八九在这个地方。
①指都加雷切甫斯基（1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