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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摆开两腿，打一会盹儿。
“柯隆，你怎么在这儿打盹儿呀？”有人对他说，“你最好去看看，案板上的油污积得那么厚，最好刮刮干净。”
“我就去刮，”他说，拿起刮刀去了，半小时后，他用围裙兜着一大堆刮下来的油垢，向女仆室的台阶走去。
要是在半路上被母亲看见，少不了挨一顿训斥：
“早就该刮了，懒鬼：你看，积了这样厚！看看都恶心。”
他总是回嘴说：
“人家又不是光干这一件活儿，太太！”
这句反驳似乎说明，他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能力还没有完全丧失。但这种能力未必是内心独立活动的结果，而是他听见别人这样说，他机械地重复一遍面已。
总之，他的一生好象是一场若断若续、颠三倒四的幻梦。甚至在他真正睡着了的时候，他所梦见的也不外是些与他的职务有关的事儿：生火炉啦，胁下夹个盘子站在桌旁侍候老主人用饭啦，打扫房间啦。有时他忽然在深夜里跳起来，迷迷糊糊地抓起火钩，就去捅冷炉子。
“柯隆，这是妖魔附了你的身，”有人同他开玩笑说。
“是鬼迷住了你的心窍！”
他做事没有条理，份内的事，他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地草草做完。如果额外再吩咐他干些什么，他也照办。总之，除了遵循既定的、可说已经渗透他的骨髓的生活秩序，除了十分偶然地遇到的外力的推动，他没有一点几个人的主动性。他的工作做得好坏，他所作的有无毛病，他从来不想知道，仿佛只要他形式上完成了仆役任务，便自然而然表现了主动精神，不用检查它的实际结果。
“看看你摆到桌上去的那些玻璃杯！”人们几乎每天这样提醒他。对于这种责难，他总是很自信地、一成不变地回答；
“看来，我再洗一遍……”
他是个沉默得出奇的人。从他的舌头上只是偶尔又偶尔地飞出个把诸如此类意想不到的问题：“您吩咐开饭吗？”或者：“您吩咐今天生火炉吗？”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你傻了还是怎么的，这还用问？”在大多数场合下，他或者死不开口，或者语焉不详。比如，喝早茶时母亲问他：
“今天冷吗？”
“没留意，太太。”
“瞧你不是穿着皮衣……”
“当然，冬天嘛，不是夏天。”
甚至在仆人当中他也不跟谁交谈，虽然差不多所有的家奴都跟他沾亲带故。有时，他从别人身边走过，忽然收住脚步，似乎要回想什么事，但又想不起来，于是只好说一声“你好，婶子！”便又朝前走去。谁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奇怪，因为在其余的大多数家奴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沉默的烙印，它是他们不自觉地服从着的总的modus vivendi①的产物。
①拉丁语：生活方式。
有时，他在晚上弯到女仆室来（自然是母亲不在那里，而且空闲时间比较长一些的时候），坐在柜子边上，听安努什卡讲述基督教建立初期的苦行者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对他是否有什么影响，他是否真的听进去了，谁也没法确定。他听着听着，在人家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时，他忽然打个哈欠，在口上划着十字，说：“耶稣基督！”便回到男仆室去打盹儿，直到主人一家于各自回到房里安息，他才去睡觉。
他的脸上露出抑郁的冷漠表情，但造成这冷漠的原因何在，他自己也未必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谁也没有在这张脸上见到过喜悦的光彩，连最平常的满意表情也看不到。好象这不是活人的面孔，而是从死人脸上拓下的石膏面模。他会看，会贬眼，会抽鼻子，会抖头发，但是在这些动作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心活动，却役法窥察。
他一度被派作老主人的侍仆，可是父亲非常讨厌他的面部表情，老是管他叫“石面傀儡”。至于母亲，她不侮辱他，甚至在她发号施令的时候，她对于这个怀抱隐秘的人生观的柯隆也比对别的奴隶来得审慎。因此可以认为：她似乎怕他。
“鬼知道他安的什么心眼儿，”她说，“老是象个大兵带着刺刀在街上走着。看样子，他在本本份份地走路，可是你心里会想到：要是他灵机一动，马上就会捅你一刀。你同他慢慢去打官司吧。”
但是，她看见柯隆总在尽心竭力地干着份内的活儿，她明白了：这个人不过是一部机器，如果一旦使它脱离了预定的轨道，就不能不遭到报应，因为那时它大概会完全停止转动。尽管这样，她心里对他还是没有好感。她天生是个勤奋的女人，因此，她对奴婢们的评价的高低，也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勤奋程度；她喜欢的只是那些所谓干起活儿来又快又好的人。因此，当她看见柯隆摆动手臂，莫名其妙地转动着眼珠儿，拖着地板刷子在房间里荡来荡去，与其说是擦地板，不如说是扬尘土的时候，她便说道：
“你瞧，糊涂虫又在窃来荡去！活象在梦里挂绳子一般！我真想拿刷子接你一顿，拿刷子……”
然而使母亲最伤脑筋的事，莫过于偶尔出现在机隆脸上的微笑。这不是真正的笑，而是类似农奴画师的拙笔制作的肖像画上的那种笑。
“嗯，他神志正常，嗯，他在嘲笑什么！”母亲唠叨着，同时好奇地观察着这种神秘莫测的笑怎样在“糊涂虫”的两片苍白的薄嘴唇上忽而出现，忽而消失。
能不能把柯隆算作“忠”仆——谁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无疑地，他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没有出卖过谁，甚至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粗话，然而这只是一些与他的内心活动无关的消极品质，因此谁也不曾表彰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反正万万不可托他办事，因为要托他办事，便必须预先估计到完全无法进料的种种细节。如果不将细微末节事先一一交待清楚，那么，一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他不是束手无策，便是把事情弄得好似一团乱麻，神仙下凡也理不出头绪来。要他自己拿主意，那是办不到的，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象能力。他是个道道地地的奴仆，如此而已。
因此，经常让他待在仆役室里，不让他到别处去。母亲是个非常器重勤奋而诚实的奴仆的人，她对他的评价是很对的：
“他固然是个诚实人，可是这又顶什么用！”
他的外表虽然无疑是个典型的奴仆，但毕竟不能说他是奴仆中的代表人物。中等的个儿，狭窄的肩膀，细长而筋肉强壮的躯干，凹陷的胸窝，当他在桌旁服侍主人用餐时，那姿态叫人看了十分可怜，而当他身穿仆役制服，冒着一经颠簸便会摔倒在雪地上的危险，侍立在马车后面的踏板上时，他那两只很不坚实的腿杆几乎支持不住他的身子。在莫斯科，当访问开始时，他的窘相表现得尤为显眼，因此姐姐在寻求夫婿的活动中遭到的失败，往往把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他。他既不会象京城的仆人那样伺候主人，也不会有板有眼地通报客人的光临，他不是丢人地说错了来客姓名，就是搞乱了街道名称，此外，他还把他在乡下的那种叫人无法忍受的不讲卫生的习气一古脑儿带到了我们在莫斯科的住宅里。总而言之，只有用习惯和极不讲究生活享受这两个理由才能解释：为什么住在大城市里竟然使用如此愚钝的乡下仆人，即使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分简朴的家庭环境中。
在乡下，平日里他穿着宽大、破旧的蓝布上衣，灰土布裤子，光脚穿着便鞋。这是我们家里男仆们通常的装束。但是每逢节日，他穿上全套蓝色呢子衣服和一双小牛皮长统靴，洋洋自得地穿堂入室，四处走动，经过穿衣镜时总要照照自己的身影，而且比平日更加频繁地往女仆室跑。显然，他的内心里孕育着爱好华丽服装的幼芽，然而，这幼芽如同他心灵深处若隐若现的其它品质一样，不知为什么没有成熟起来，因此，如果有个丫环对他说：“喂：你今天打扮得多么漂亮啊！”那么，他也象往常一样，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简单地回答一句：
“当然……过节嘛！”
他每个星期日准时上教堂做弥撒。教堂打第一次钟的时候，他从家里出来，独自一人爬上山岗，他不走大路，踏着草坡斜穿过去，免得路上的尘上弄脏了他的皮靴。走进教堂里，他先在圣幛的中门前向四方鞠躬行礼，然后在左边唱诗班的台子上找个位子站着。他把手搭在栏杆上，好叫大家看见他的礼服的袖子，并且摆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直到弥撒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