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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斯基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和四十年代的莫斯科市警察总局局长。
“不过法国的良民并不赞成这样干。我从叶戈罗夫家跑到西赫勒什①那里，老板娘可是坦白地说：‘信不信由您，我甚至因为被人叫做法国女人感到羞耻呢！’她说，‘我若是早一点改了自己的信仰就好了，现在只好等等再说。’”
①当时一家著名的时装店。——作者
“得啦吧！有什么好等！”
“爸爸，信仰怎样改变法呢？”费杜里雅耶娃姨母追问，“难道把她……”
“这很简单，叫人把她衣裳脱光，象从娘肚子里生出来时一样，用水浸一浸，”外祖父笑道。
“那不难为情吗？”
“管它难为情不难为情，既然叫做蘑菇，就得任人采食。”
诸如此类的闲话一直扯到八点半。最后，男人们开始看表，接着，在场的人们开始活动。大家同时起身告退。
关于外祖父的事，我记得的就是这些。
这些往事，正如他在世时的生活本身一样，既单调乏味又毫无意义。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看来对于他倒是有益无害的。贫乏的生活内容，加上肉体上的精心保养、智力上的停滞和精神上的宁静，收到了延年益寿的效果：外祖父活了九十岁才死。他最后当然没有立下遗嘱，这样，格利果里·巴甫内奇二舅便毫无阻碍地占有了他的财产。
十四 在莫斯科的生活
当时的莫斯科是俄罗斯一切在野的地方贵族向往的中心。在那里，嗜赌者可以找到满足赌瘾的俱乐部，纵酒者可以在酒店和吉卜赛人那里消磨白昼和黑夜，虔诚的教徒因为那里教堂林立而欣喜逾常；最后，贵族的闺秀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未婚夫。我母亲既然有一个待嫁的爱女，她自然相信非到莫斯科去过冬不可。
我们一家人坐的车子，出了红果庄，顺着雪橇在初雪后压出的道路驶去。当时的气候条件，我依稀记得，比现在稳定得多，通常在十一月半便完全进入了隆冬季节。我们全家倾巢出动，带着众多的仆人、冰冻的食物，甚至自产的劈柴。整整一个车队装载仆人和行李，提前出发。临行前，吩咐下人钉死了主人宅子的大门，关上百叶窗，留下的仆人马马虎虎的安顿在厢房里，交给女管家管理。
母亲在莫斯科有一个管理农奴的代理人，农民席南吉·斯特列科夫。替母亲办理各种事务：监视代役租农奴和家奴，向他们收缴代役金，讨租税，上街门查问案件，到监护院去存款，给乡下采买食品。等等。他为人正派，相当富裕，是个有手艺的马具匠，甚至还开了个马具店。但是据说他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因为母亲不让他有片刻的空闲。他从早到晚在城里跑来跑去，寻找欠租人，执行纷繁的使命。母亲到莫斯科小住的时候，下榻在苏哈列娃的客栈里，这时，斯特列科夫更是成天忙得不可开交，不是来找她有事，就是被她派去办事。连伙食也由他家给她送来，不消说，这是白送的。从我家开始到莫斯科来过冬的时候起，他就好象落进了人间地狱。母亲性子急，随时都想知道事情进展的情况，因此斯特列科夫每天晚上得来向她报告。他做了这些事，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报酬，母亲只偶尔赏他一张蓝票子或者送给他妻子一段印花布衣料。不言而喻，如此菲薄的酬劳还不够他支付车费。因此，不能经常料理自家营生的斯特列科夫，永远没法得到真正的独立，最后他不得不宣告破产。在我们孩子面前，他毫不掩饰，常常辛酸地抱怨我们的母亲。
斯特列科夫预先在阿尔巴特区离外祖父家很近的某胡同里为我们租下一套带家俱的寓所。那时候莫斯科几乎没有什么有几套寓所的大房子；胡同里鳞次栉比地建造了许多不大的木头房子，它们属于中等贵族所有（在这篇故事里也只讲他们，因为以上流人物为主体出现其间的所谓格利鲍耶朵夫的莫斯科，我是一无所知的，虽然就道德和智力而论，格利鲍耶朵夫的莫斯科和我所描写的莫斯科，无疑是相差不远的）。有些房主不知为什么原因往往留在乡下过冬，而将自己的房子连同全部设备租给别人。这是些独家住宅，其中只有少数几幢有七、八个房间。大都只有两、三个“干净”房间相当宽敞，其余的房间可以毫不过份地称之为“斗室”。主宅的台阶前有一个狭小的院子，院子里盖着各种杂用房屋，拥挤不堪，有一扇木头院门供车辆出入。根本谈不到豪华，甚至也谈不上舒适，好在我们（我们也是中等贵族）并不讲究舒适。家俱大部分是拼凑而成的旧木器，包着被什么虫屎弄得污秽的皮革或者破旧的毛料。
中等贵族的家庭，往往是人口相当众多的家庭，就寄寓在这种狭小的住所里，在这种问人的充满秽气的环境中（根本没有通风设备，只在升炉子的时候放点新鲜空气进来）。到处都睡的是人——睡在沙发上，横七竖八地睡在地板上，因为在这样的宅子里，床只有很少几张，只供长辈们睡的。仆人们白天在大木箱上休息，夜里在大木箱上睡觉。在如此狭窄的小屋里，居然安顿下了这么多人，只能叫人吃惊。“我们凑合着挤一挤，挨过一冬吧。在莫斯科嘛，上帝会饶恕的，”外乡人自觉自慰说，竟忘了在乡下，地方那么宽敞，他们大多数人也并不善于安排自己的居住环境。
此外，加上从乡下带来的、冬季里在莫斯科买来的、因为没有柜子存放而挂在墙头钉子上、乱扔在桌子上和床铺上的形形色色的破烂，这样，你们对于当时中等贵族的家庭便可以得到一个大体正确的概念了。
“幸好我们没有小把戏，要不然真不知道把他们怎样办！”母亲说。“前两天我到礼布罗夫斯基家去，他们有六个小家伙，一个比一个小——活受罪！净在腿缝里钻出钻进！这一个吹喇叭，那一个吹笛子，第三个吹哨子，吱吱喳喳吵死人！”
要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理出个头绪来自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在到达莫斯科后的头两个礼拜里大家都感到很失望。找东西找不着；找着了又丢失。对于那些成年的地主小姐（包括我姐姐娜杰日达在内）来说，这就简直等于活受罪。她们巴望着出去玩儿，渴望着在舞会上和戏院里出头露面，可是却被禁铜在秽气冲天的斗室里，吃家里做的冰冻过的食物。
“哪一天才出头呢？”从早到晚都可以听到姐姐的抱怨。“哪怕是去一趟戏院也好啊。”
“不能去戏院，得先拜访客人；既然呆在家里嫌无聊，就到外公家去玩玩吧。”
“得啦吧！我又没有什么东西忘在他那里！”
“不去，你就等着吧。”
在出去拜客以前，唯一让去的地方是时装店。在迈可夫的商店里、在商场里买衣料，在西赫列尔的店里定做衣服、帽子。来莫斯科的目的是解决婚姻问题，因此母亲不惜花钱给姐姐置办漂亮衣裳。
家里好歹总算布置好了。一辆四套马拉的带篷马车开到门前，母亲和姐姐上车出发，——父亲很少同去（所有的熟人立刻由此看出他在家里不起“任何作用”）。
拜客活动开始。第一年初冬，我们家的熟人很少，要不是邻村的三、四户地主家庭在冬季里也到莫斯科来“玩玩”，那么，她们恐怕就没有什么地方好去了。但是后来，靠二舅的帮助，我们的朋友圈子扩大了，交游的范围也广了。
该拜访的人家统统拜访过了，这时她们一连好几天早上坐在家里，等候对方的回拜。有时，人家不来回拜，这种无礼的表现便成为持续不断的、痛心的议论的话题。不过有时，只要谁第一个来看我们，大家便立刻面露喜色。
新朋友大半是在跳舞晚会上结识的，等到能够说出下面一类话的时候，便会感到无比幸福。
“我们每天晚上都有约会，忙得连看戏也没工夫。”
或者：
“唉，这个巴尔金娜！缠死缠活的，要人家每礼拜三到她家去玩。我说，‘您行行好吧，马丽亚·谢尔盖夫娜！除了您家的晚会，已经有两家约我们每礼拜三到他们家去了！’可是不成！她一个劲儿纠缠：‘到我们家去吧，到我们家去吧！’讨厌死了。”
总之，机器一经开动，“寻欢作乐”便成了整个冬季生活的主要内容。
在我们家里，早上父亲第一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