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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儿表姐终于使魏明成了我的表姐夫。
八
二十年过去了。我早已生活工作在省城。这年杏儿表姐的儿子考上了山东大学，报到后来看我，一打照面吓了我一跳，沂蒙山区那方圆几百里山峪连着山峪，上哪儿能挑出像他一样帅气的小伙呢……就像当年走进山峪的魏明。
九
又是桃花水四处漫流的春天，我回老家为父亲添土上坟。母亲对我数道，村里谁病了，还有谁死了。最后她说到老村长也在前几天死了，患的是舌癌，癌症咋就那么多呢？山峪里作古的人差不多都死在癌症上。是啊，父亲几年前就是毁在胃癌上。
回省城经过县城的时候，我特地去了文化馆看望魏明。
见了面，握手，我说，表姐夫。
叫我老魏吧，我已经不是你的表姐夫了。
他和桃儿表姐离婚好几年了。
他现在一个人过。女儿跟表姐，已去了澳大利亚读书。表姐是县医院的总护士长。
没什么遗憾的，魏明收拾着凌乱的桌子，想给我倒茶水，其实我当年只是你表姐的一个攻克目标；她的目标多了，比如说卫生局长，她马上要当院长了。
我说其实您就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他说哪里哪里，你都是全国作协的会员了，可我还没在正儿八经的刊物上发表东西，我正想找你帮忙哩，最近写了点……
他手上一乱把茶水洒了一桌子。他从湿漉漉的纸堆里抽出一叠手稿来。
我说，是什么会员和写东西没多大关系……我突然就住了声，我看到他的手稿的名字：桃红杏红。
你看，你看，我再给你倒一杯吧，他说。
榆次后沟村采样考察记
冯骥才
在全国性民间文化普查启动前，我们在为一件事而焦灼。即要找一个古村落进行采样考察，然后编制一本标准化的普查手册。如此超大规模、千头万绪的举动，没有严格的规范就会陷入杂乱无章。但采样选址何处，众口纷纭，无法决断。
突如其来一个电话，让我们决定奔往晋中榆次。来电话的是榆次的书记耿彦波。他由于晴雯补裘般地修复了两个晋商大院——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而为世人所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榆次西北的山坳里发现一座古村落，原汁原味原生态，他说走进那村子好像一不留神掉人时光隧道，进了历史。他还说，他刚从那村子出来，一时情不可遏，便在车上打手机给我。我感觉他的声音冒着兴奋的光。
我们很快组成一个考察小组。包括民俗学家、辽大教授乌丙安，民间文化学者向云驹，中央美院教授乔晓光，山东工艺美院教授潘鲁生，民居摄影家李玉祥，民俗摄像师樊字和谭博等七八个人。这几位不仅是当代一流的民间文化的学者，还是田野调查的高手。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以榆次这个古村落为对象进行考察，做普查提纲。由于这次普查要采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崛起的新学科“视觉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来加强我们这次对民间文化的“全记录”，故而这个普查提纲既有文字方面的，还有摄影和摄像方面的。
2002年10月30日我们由各自所在城市前往榆次，当日齐集。转日即乘车奔赴这个名叫后沟村的山村开始工作。
是日，天公作美，日丽风和。车子驶入黄土高原深深的沟壑时，强光晒在完全没有植被的黄土上，如同满眼金子。
农耕的桃源
沿着一条顺由山脚曲曲弯弯流淌下来浅浅而清澈的河水，车子晃晃悠悠地溯源而上。依我的经验，古村落大都保存在权力达不到的地方，比如省界或几省交界的地区。谁料车子离开榆次仅仅二十二公里的地方就停下来。跳下车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世外的天地，一个悄然无声的世界，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氧吧，喘气那么舒服。身在这个天地里，忽然觉得挤眉弄眼、诡计多端的现代社会与我相隔千里。
路左一道石桥，过桥即是山村。路右数丈高的土台上，居高临下并排着一大一小两座寺庙，像两件古董摆在那里。小庙是关帝庙，已然残垣断壁，瓦顶生草，庙内无像；大庙为观音堂，建筑形制很特殊，几座殿堂给一座高墙围着，墙上有齿状的垛，宛如一座四四方方的小城；只有左右一对钟鼓二楼的高顶和一株古树浓密的树冠超越围墙，挺拔其上，极是诱人。
大致一看，便能看出这两座庙宇占位颇佳。它们守住村口，即进出山村的必经之处，并与山村遥遥相对。待登到观音堂前的土台上朝北一望，整座山村像一轴画垂在眼前。庙门正对山村。无疑，几乎山村处处都可以遥拜庙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的观世音。当年建庙选址的用心之苦，可以想见。
然而乌丙安教授却从整座山村的布局解读出八卦的内涵。古村落与当今城市社区最大的不同，是对风水的讲究。古人择地而居，今人争地盖楼。贝聿铭认为风水的本质是“气”，气尚畅而不能阻。我以为风水的真谛是中国人在居住上所追求的与大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对于后沟村来说，首先是这村口，一左一右两座土山（所谓青龙与白虎）围拢上来，形似围抱，身居其中，自会觉得稳妥与安全。而且此处不单避风，避寒，明媚的阳光正好暖洋洋地卧在其中。至于，在这村里阳光是什么感觉，进了村便会奇妙地感受到。
走进观音堂，获益不浅。尽管观音堂内的神像全佚，但幸存在檐板和梁架上彩绘的龙，使我认定此庙由来的深远。我与乔晓光和潘鲁生二位教授讨论这些彩绘的年代。大殿的外檐镶着八块檐板，每板画一龙；或升腾，或盘旋，或游走，或回转，姿态各异；从龙的造型上看，威猛而华贵，我以为年代应在乾隆；虽然历经三百岁，上边的石青石绿和沥粉贴金依然绚烂夺目；而画在殿内梁架上的龙，只用黑墨、铅粉和朱砂三色，却沉静大气，古朴无华；龙的形态雄健而凝重，气势浑然，深具明代气象。
我们在观音堂各处发现的五块石碑，为我的推断做了佐证。其中一块为明代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重修观音堂的碑记，碑文上说此庙“年代替远，不知深浅”。看来，早在四个世纪前这座观音堂就是一座古庙了。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沟村，却已对它心生敬畏。
我向同来的榆次区委书记耿彦波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请省文物局对观音堂主殿建筑的彩绘年代进行认定。二是将这五通碑的碑文拓印下来，交由与我同来的天大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助手进行考释。三是对庙院内古柏的年龄做出鉴定。
古村落大多没有村史，在县志上往往连村名也找不到。但由于民间历来有“建村先建庙”一说，庙史往往是村史的见证。而庙中植树大多与建庙同时，古庙常与古树同龄。从这古木一圈圈密密的年轮里是否可以找出庙宇的生日？
带着如此美丽而悠远的猜想，我们过桥跨进这来历非凡的山村。
榆次的后沟村有三个。一在沛森，一在北田。这个后沟村属于东赵乡。全村男女老少只有二百五十一人，七十五户人家，高低错落地散布在黄土高坡上。晋中的高原历时太久，由于水文作用，早已沟壑纵横，山体多是支离破碎。村民的居所都是依山而建的窑洞，不论是靠崖式、下沉式，还是独立式，房门不一定朝南，门上边高高的墙壁上却有一个方洞，里边放一尊小小的石狮，用以驱鬼辟邪。一人大门正对的地方则是嵌入墙内砖雕的神龛，有的神龛朴素单纯，有的神龛精工细致，宛如华屋。且不论繁简粗细，天地神都端坐其中。龛上的对联写着“地载山川水，天照日月星”，横批写着“天高地厚”。院内正房的墙壁上通常还嵌着土地爷的神龛，其中一副对联又美又通俗，上联是“土中生白玉”，下联是“地里出黄金”。横批是“人勤地丰”。看到这些对联，便可以掂量出黄土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以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那便是由衷的虔敬，崇拜，生命攸关，感恩戴德，还有无上的亲切。
后沟村用于耕作的土地都在山顶的高原上。世代的先人将一样样的种子搅拌着汗水放在那里培植，给今天的后沟村民留下了四十多种五谷杂粮。令村民为之骄傲的是本村盛产的梨子。历史上最高产量曾达到百万斤。村人皆知大清乾隆时本村的梨作为贡品运抵京都，进了万岁爷的龙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