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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是下午三点走的。他在我家总共待了一个小时。天气越来越凉，老四望着天空发呆。如果没记错，他是在他的手机爆响后变得焦躁不安的。他握着手机对里面大声咒骂，后来，他不光咒骂，还手舞足蹈起来。再后来，他关了机，将手机扔到桌子上。我问他在骂谁？他说在骂他们局长。我说你为什么骂领导呢？他说我愿意骂谁就骂谁，我想骂谁就骂谁。我说要尊重领导，对领导说话要心平气和。他愣愣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可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摸了摸我的头发，说，他必须得走了。他说下雨时他在别人家睡不好觉，而他最忍受不了的便是失眠。他说我要是真舍不得他走，那么现在就去酒店喝酒，喝醉后他再走。他说他回去后就找帮痞子，把他老婆先奸后杀，他就自由了。他说等他彻底自由后，再来拜访我。他说再来拜访我时，希望我的摩托车能修好，那样他就能骑着摩托车去西柏坡旅游了。
“你手里有现钱吗？借我二百。”最后他说，“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打车来的，从富丽华出来，我随便叫了辆出租车就来了。从大连到唐山不远，可他跟我要了一千二。我回去只能坐火车了。”
我没送他，我把手里仅有的钱全给了他。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他离开时已经下雨了，我去拿雨伞时，他已经带上房门离开。在桌子上我看到了他的手机。他把我的手机装走了。我坐在沙发上闷闷地量体温。三十九度三。再后来我打开电视，那个女主持人还在介绍蜂乱，她说一名叫边浩的中年男子，开着辆白色奇瑞车经过，看到密密麻麻的蜂群，他立刻买来白糖，兑成水喷在车子外壳上，停在科华中路五号门口一棵被蜜蜂包围了的槐树下，片刻间，蜜蜂就把他的车子覆盖了，边先生说，这样可以把蜂王引出来，找到蜂王蜜蜂就会跟他回家。可是等了近一个钟头蜂王还是没有出现，边先生只好把这辆“蜜蜂车”开到了洗车场冲洗了……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发烧，我觉得一切都正常。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手里拿着老四的手机呢。而且，我觉得我很清醒，因为我想到了要和主任续假的事儿，我的病假已经超期。单位的电话老占线，我拨了四遍仍然占线。我只好拨了第五遍。我又失望了一次。后来我就紧紧地捏着老四的手机不放，好像它是一条滑不溜秋的鱼。这部手机至少是五年前的机型，又大又沉，我拿在手里就像拿着一只穿了好多年的鞋子一样。再后来我干脆脱掉衣服，我小心翼翼地将左腿卸下，扔在地板上，裸露着身体削苹果。几只黑头蚂蚁爬过来，啃着塑料假肢上的几缕淡血。虽然我一点不喜欢我的左腿，我还是用烟头烫死了蚂蚁。雨越发地大了，好像在打闷雷，闪电鬼魅地在房间蛇游。在雨声中，我似乎听到了蜜蜂“嗡嗡”的歌唱声。
桃红杏红
鲁 雁
表姐夫魏明到我们村“蹲点”的那年还不是我的表姐夫。
魏明进驻红花峪蹲点并不蹲着，而是村里庄外、梁上坡下不住地串遛，他走到哪里都让峪里的女人心里鸡飞狗跳。魏明的中山装很蓝很挺，胸袋上别的钢笔帽在太阳下泛着铜光，前额上斜长的头发随风颤动。那时候峪里的桃花水正四处漫流，坡梁上的土地润润的解透了冻；他的到来盎然了红花峪的春意，也启蒙了我的两个表姐的爱情。
魏明背着行李进村，比通知的早到了一天，弄得大队干部和看热闹的社员都有些慌乱。暖洋洋的风中甩荡着溪边的杨柳条以及村姑们的长辫子。大队长背着两手脚步快得像被赶的鸭子，来了来了，他嚷。大人们脸上兴奋得通红，似乎这天的阳光与往常的很不相同。
红花峪在上级眼里一直不红，有名的落后大队。分田承包本来是头年就该落实的事儿，结果是秋上没行，冬里也没动，分田到人，承包到户，红花峪慢了两拍子。
魏明站在山坡梁上，把铜帽的钢笔别进口袋，拂拂额上的头发，望着春风说，八十年代的春风都吹拂沂蒙山大地了，该行动了。
大队长扔掉“丰收”烟巴子，拍拍腚上的土末子说，该行动了。
我们一群跟屁孩儿，拾起烟巴子分享着。这样的情景我们在电影里见过，跟踪的人把烟头狠狠一扔，真的就要行动了。
坡坡岭岭上的麦苗已返了青，红花峪在那个春天里分了青苗。
大队长是一把手，他的手不光捏烟巴子，还捏巴着六百多口人。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弄不明白他算几把手，他除了扒拉算盘珠子，还常扒拉那本老字典，给村里的孩子起名儿。
我大姑和二姑都嫁在红花峪本村。大姑家的桃儿表姐和二姑家的杏儿表姐的名儿就是我父亲起的，但她们的名儿不是从字典里扒拉出来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魏工作员住进了大队部，和电影队来人一样，很多人来看稀奇。魏工作员的床头上有崭新的牙缸，还有几本厚厚的大书。
大队长捏着烟巴子说魏工作员得尝尝山里的香椿芽炒鸡蛋。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桃儿表姐回家拿鸡蛋。
大队长一面叫人去代销部拿“丰收”烟，一面嘟哝光鸡蛋咋行，还得弄只鸡。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杏儿表姐回家去捉鸡。
杀鸡的自然是大队长的兄弟二瘸子，他自告奋勇要跟杏儿去捉鸡，他一瘸一拐跟在后边，像杏儿表姐用辫子牵着的一条狗。
二瘸子就在大队部院子里杀鸡，他一副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的模范样子，像在表演武松打虎，又像放电影的在卖弄发电机，大搞动静。二瘸子撕扒起鸡毛来又快又狠，像扒女人的衣服一样。
后来明白那蛋和鸡都不会白吃，魏工作员要交粮票和钱，大队里也会秋后算账，给大姑二姑家以及二瘸子加工分。
但那年没有等到秋后算账，就没了公社，也没了大队。取而代之的是乡和村。乍叫沂山乡红花峪村，还真有点别扭。老少爷们又自嘲说，其实叫顺了嘴就行了，山还是那山，梁还是那梁。就像大清朝开始时，要汉人留辫子，都骂娘；到了民国，要剪辫子，又都骂奶奶了。习惯了也就习惯了。
二
我到村部记账屋去叫父亲回家吃饭。
我看到村长蹲在魏工作员住的屋门槛上吃“丰收”烟，父亲抱着账本和算盘站在屋里，魏工作员则倚靠在床头上。
村长从我父亲眼里看到了我，他回头说，开会哩，回去对你娘说，你爹不回去吃饭了。
我用脚踢着石头子儿往回走，在胡同口碰上了桃儿表姐，在一拐弯处又碰上了杏儿表姐。
桃儿表姐抢白说，有人惦着村部哩。
杏儿表姐酸脸说，有人想着干部哩。
我说，洋头一分，大闺女要跟；钢笔一插，大闺女要俩。
桃儿杏儿变成了两只鹰，争着来抓我这小鸡。小鸡爪挠到了鹰们的心痒处。
碾台上正遇到大姑二姑在扫着碾说话，看到我们跑来立马虎了脸，多大的闺女了，甩晃着辫子满庄闹，干活！
桃儿表姐和杏儿表姐一块儿推起碾来，边推边相视而笑。
从此我常见桃儿和杏儿在村部甩辫子，她们不像我，有事没事来转，她们总有充分的理由，要么送吃的用的，要么借书借纸。
开始的时候，魏明只和我说话，不好意思细看她们；日子长了，桃儿表姐那两条垂到腚沿儿的长辫子和杏儿表姐那两条垂到褂边儿的长辫子就成了铁轨，魏明的眼睛常在上面跑火车。
没人的时候，魏明会给我一块少见的奶糖，说，桃儿的脸红扑扑的，圆点儿；杏儿的脸白净净的，长点儿，你说，哪一个好？你都念五年级了，能说出个一二三了。
我伸出两个指头，很快就又得了两块奶糖，然后我说，两个表姐都不孬。
魏明又问，你读过《红楼梦》这本书吗？
老人言：老不看三国，少不看红楼。少年读红楼，老实变风流。何况五年级尚不是读大书的年纪。不过我已经看过越剧电影《红楼梦》。
魏明塞给我一支蓝圆珠笔，问，桃儿和杏儿像电影里的谁？
我说就是给我一支红蓝两色的圆珠笔我也看不出她们像电影里的谁。
魏明就拍着厚厚的《红楼梦》，像是对自己说，桃儿像薛宝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