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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个打字员是否嫁给了他。他进了包厢，我继续躺在休息室看电视。电视里的“热点透视”正在播放市民灭蜂的行动。主持人邀请了一位昆虫研究所的老教授，正在讨论蜜蜂的生理构造。那个老教授严肃地提到一些奇怪的名词，巢牌、蜡鳞、蜡腺、意蜂……然后他又兴致盎然地介绍新采的花蜜的含水量和含糖量，他说花蜜的含水量一般在5055％，含糖量4550％；成熟的蜂蜜，含水量45—50％以下……
主持人似乎也意识到老教授的言辞已经偏离主题，于是她开始转移话题，谈到了民间组织是如何对付这次蜂灾的。她说下午两点，出现了一支自愿前来收蜂的队伍。三个收废品的人从这里经过，由于他们以前都养过蜂，见此阵仗，他们估计蜂王有可能就在附近，于是三个人头戴塑料布，开始在隔离板上一层一层地拨开层层叠叠停在上面的蜜蜂，寻找蜂王，可是不到二十分钟，三个人的手掌、额头全都被蜜蜂蜇得肿成了馒头。又疼又急，三个人只好放弃。
这些疯狂的蜜蜂是从哪里飞来的？为什么陆西亚还不给我电话？我还在发烧，我想陆西亚。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怎么会想她，一般都是她埋怨我不惦念她。陆西亚总是隔三差五来我这儿，洗个热水澡，顺便将脱下来的乳罩、长统丝袜晾到暖气片上，她把它们铺放得很平整。她每次都把这些贴身衣物摆放得很平整。她是服装厂的裁缝，一眨眼的工夫就能将两片布头缝成条肥大内裤。她说，他们厂的内裤全部出口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些阿拉伯男人穿着他们厂的内裤去海边洗澡，或者去上班。她说话时那么自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那个国家的女人，如她详细描述的那样，蒙着白纱，骑着自行车，穿着“家美”牌超肥短裤去清真寺做祷告。并且，我因此爱上了她，有时候，我觉得她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里的一个女人。这种联想很容易让人激动。
6
从浴池出来，我们并没有发现蜜蜂。正是下午两点，本应日光最强，但天空低沉，没有往日高远的游云。空气里挥发着铁锈的腥味。像是要下雨了。
“爽吗？”
“一条死鱼。”
到我家后他又洗遍澡。我很奇怪陆西亚怎么没在家。这个时候她该在浴室，或者躺沙发上看电影杂志。老四洗完后光着身体在狭小的客厅里散步。他从沙发旁走到巴西木前，再从巴西木走到沙发前。后来他去了阳台，蜷进一把黑漆的竹椅。他的样子让他看上去像只疲惫的猴子。他的肋骨还那么清晰，仿佛钢板上微微隆起的创记。他不停地抽着香烟。一根没抽完就掐了，接着点上一根，掐掉，再点上一根。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这些年都做了什么坏事？”他说，“你还像当年那样闷头闷脑，你一点没变。你干吗总这样软不拉唧的？”接着他又安慰我说，“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我递给他只削好的苹果。他咬了两口，把香烟头按在果肉上。我最怕闻到苹果和香烟混淆的气味。
“你把我的公文包拿过来。我给你看点东西。”我递给他，他有些笨拙地在公文包里翻来翻去。他从里面翻出了一只女人的乳罩，一双男式球袜，一些散乱的页码。
“这是我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给她写信了。你知道吗，我这半年里给她写了一百零八封信，几乎一天一封。可我没心情伺候她了。我他妈玩腻歪了。”
他没想到我翻了翻将信又递给他，“你的字还和从前那样烂。我看不懂。”
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出了声。他和以前一样，笑起来时，脸颊上浮现出两个他最讨厌的梨涡。
“我给你念，你听着。”
王翠秀：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通牒。我是个
重情意的人。这是我最大的弱点。两
年来，你这个贱货，就是利用我最大的
弱点，打击我，不让我过好日子。从我
们认识那天起，你就勾搭我，还一直追
到我家，和我上了床。你虽然流了点血，可是谁知道你是不是，抓破了身子的某个部位，冒充处女呢？你逼我和你结婚，说你有了孩子，虽然我不清楚是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没逼你打掉。我们结婚后，孩子四个月就死在你肚子里。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平仄不分，他的身体在朗读的过程中缓慢地伸展开，大腿支到阳台上的窗棱，一只胳膊搭住花盆里的棕榈树。我看到一只蜜蜂从纱窗的破洞里钻进来，蛰伏在他的脚趾上。他的脚趾没动，也许他根本没发现它。后来他的声音开始有了起伏，愈来愈急促，那些我久违多年的充满了海蛎子味儿的大连方言在蜜蜂的嗡嗡声中，将阳台点缀得不安而充满危机。我摸摸自己的额头。很凉。我想我已经不再发烧了。我默视着老四的嘴巴，他的嘴唇上也落着一只蜜蜂。那只蜜蜂在老四的嘴唇上急速扇动着花纹翅膀，后来，是的，后来，我眼睛里全是蜜蜂了。我看到无数只蜜蜂飞进阳台，它们跳着蹩脚的8字舞，将没有花朵和蜜汁的阳台变成了一只潮湿、阴柔、巨大的蜂巢。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你这个
贱货，每个星期还来一趟，坐在我的身
上和我干还当着另外两个精神病人的
面。我出院时你又怀孕，我想要孩子，
你却把他打掉，说那段日子我吃药，怕
孩子有毛病。我知道你心虚。你在我
住院期间，到底搞过几个男人……
“你听明白了吧？这个婊子就是这么迫害我的。”他笑着说。
我没吭声。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想离婚，她不想离。”说完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我离家出走过一次。我去找了王美。还记得王美吧，眼睛贼大的那个胖子。我跟她睡了三天觉，第四天早晨，我正在刷牙，我老婆就踢门进来了。”他皱着眉头，“她是个疯子，她怎么知道我跑到了王美那儿呢？她身后是我们单位的局长，还有公安局的。”
我盯着他。
“她指证我有精神病。他们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了。”说完他从躺椅上蹿起，赤裸着身体和我面对面站立着，“医生逼我吃药，我就吃，给我做电击，我就做，让我绕着操场跑步，我就跑。有啥扛不过的？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女精神病。三哥，信吗？她晚上对我进行性骚扰。这个花痴，乳房贼大，光着屁股，颤着两只大奶子，整天病房里溜达来溜达去，她还老幻想自己是个电影明星，让我求她签名。有时候她心情好，就躺到我床上自慰。”他突然笑了，“还有个老女
人，以为自己是根蘑菇，天天穿着黑衣黑裤，撑着把黑伞在院子里蹲着。”
关于老女人的这一段明显是他抄袭的，我以前在酒桌上听人家说过这段子。我盯着他。他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他的耳朵还是那么硕大，鼻子还是那么挺，牙齿还是那么白，眉骨上和蒙古人斗殴留下的刀疤还是那么突兀着暗红，说话时颧骨上的肌肉还是那样富有激情地抖动，并且因为急促的语速变得绯红——这让他看上去显得不安和羞涩……他这样一个人怎么就会被一个女人拖垮了？！
7
老四什么时候走的？他离开时和周虹离开时一样迅速。周虹说去看望我妈。她上高中时，最喜欢吃我妈炖的红烧肉。那天，老太太正在院子里翻一只斑点鸽。那只幼鸽被剪了膀儿，却不见了。我妈怀疑它是被一群野鸽子勾走的。她说她怎么都不明白，一只没膀儿的鸽子怎么会飞走呢？于是周虹和我妈到大街上找鸽子。她们在小镇电影院的垃圾箱里找到了它，据说当时它正在啄一只塑料拖鞋。她们把它用绳子捆绑好，以防止它再次失踪。周虹就是回去的路上离开的，她强行塞给老太太一百块钱，然后她就走了。我妈说她哭了，“这个害怕地震的丫头，在上海过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