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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看本地卫视的“魔术揭秘”。主持人是个比鹭鸶还瘦的男孩，在揭露魔术障眼法的过程中常常忘了台词，这让我怀疑他其实是个狡猾的魔术信仰者，他揭秘的目的不是让观众对魔术失去信心，而是让观众更加迷恋魔术。可惜看着看着我就睡了，等被电话惊醒，电视里正推销一种治疗脑淤血的精密仪器。
“睡了？”
“啊。”
“还烧吗？烧的话用冰块敷敷。冰箱的冷冻层里有两袋冰块。对了，还有两根小豆雪糕。你吃一块吧。你晚上去哪里了？”陆西亚的声音很小，“睡吧。明儿早晨我给你煮粥。”
“亲亲我……”
“要是烧得厉害你就盖棉被。棉被你知道放哪了吗？对，就在柜橱的顶层，上面全是冬天的毛衣。棉被里有臭球，你把它拿出来，放到床头的抽屉里。明年还能接着用的……”
我刚挂掉电话，铃声又响了，“还有什么事，西亚？”
没人说话。我听到一种类似动物的粗重喘息。
“西亚？”
一个男人的声音：“靠。西亚谁呀？我不是西亚，不认识我了？你怎么样三哥？”
“怎么？听不出来啊？彪乎乎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老四吗？你是老四？”
“没错，是我！我在富丽华酒店唱歌呢。”他憋嗓子说普通话，口音里那种洗不掉的海蛎子味儿被冲得很淡，“唱着唱着就突然想起你们这帮货，就翻电话簿，打了七八个电话，就你的打通了！这帮家伙怎么都睡这么早啊？”
我就是这时犯的酒劲。酒劲上了我就磕巴，而且声音哽咽。我相信当初老四被我打动，可能正是因为我煽情的腔调给他造成了错觉。
“你别哭，我好好的。我这不好好的吗？”接下去我忘记他说了些什么。他是我大学时的铁子。我反复揣摩着他的模样。我们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七八年里，关于他的消息凤毛麟角，那些老同学提到他时总是轻描淡写，譬如他们说：“老四和人打仗进局子了”，“老四花三万块钱进了财政局”，“老四结婚了”，“老四贪污公款二进宫了”。之后关于他的消息就没有了，在我印象中，他还在监狱里蹲着。
“我很好，你放心吧，三哥。”
短暂的热情过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窗外夜行车的灯光不时滑筛出柔弱的光亮，光亮里一些飞蛾扑棱着飞。我觉得该是告别的时候了：
“有时间……过……过来玩吧。挺想你。”
“好。再见啊三哥。”
放下电话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太需要睡眠了。最近几天我总是无休止地做梦。
2
每年九月中旬，我都会生场病。也不是什么大病，无非是痢疾、感冒或者干燥性鼻炎。时间很短，床上躺两天，打几瓶点滴，也就痊愈了。但今年这样的持续低烧让我烦躁。在家休息了三四天，吃了瓶扑尔息痛，上身还时常拱出一小串冷。我只好穿上了陆西亚给我织的毛衣，这让我有点滑稽，我下身还穿着短裤。我去喝酒时也这种打扮，他们嘲笑我真是个有个性的公务员。
生病之前我刚送走周虹。她是我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我就没见过她。那时她常和我钻一条修建于抗日年代的破地道。黑暗中她喜欢搂紧我的腰，贴着我的耳朵呢喃，她“一生中最大的理想”，便是离开这座以地震著名的城市，“我害怕地震，你想想吧，那些十几层的楼房在三秒钟内坍塌，然后楼板、家具、粮食、下水管道钢管、粪便和熟睡的邻居，统统压在我身上，把我的肠子和脑浆挤出来。”说到这里她身体通常象征性地颤抖两下，“我觉着，我早晚有天会被地震逼疯的。”大学时我们鲜有联系，对她的贸然来访，我多少有些意外。她在小镇待了两天，她说这次是因公出差，到北京采访一位地下电影导演，这导演拍的一部纪录片，刚在康城国际电影节上获了独立单元奖，“我顺便来看看你。”她吸着香烟说，“你没什么变化嘛，和你十八岁时一个样。”
那天晚上周虹在我梦里出现了。她穿着条藕荷色连衣裙，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她连续不断地做着起跳运动，一刻也不停歇。我觉得疲惫至极，睁开眼，已凌晨三点。我拿出根香烟，还没抽，手机突然响了。
“是三哥吗？”老四的声音略显疲惫，“我现在到山海关高速路口了。你开车来接我吧。我朋友对京沈高速不是很熟。”
“你说什么？”
“你打个车来接我吧。我朋友开宝马送我来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了。”
“送你去……去哪儿？”
“唐山啊。你不是说让我有空去看你吗？我现在就空得厉害。”
我一下子变得比没发烧还清醒。我想他一定疯了，除此外再没更好的理由。要么他就是和我一样在发烧，甚至比我烧得还厉害。他在的那座城市，那座有很多广场和美女的城市，离我这儿足有两千里，他深夜来看我？
“我从没去过山海关，”我尽量保持冷静，“山海关离我们这儿还有367．5华里。”我希望能尽量用数字说明问题，“你让你朋友送到唐山，到唐山给我电话好吗？”
他爽快地应允。我手里攥着手机，开始琢磨是否收拾下我的狗窝。对于远方来访的朋友，我的房屋过于邋遢，而且电冰箱都变烤箱了，电饭锅开关经常漏电，客厅的木质地板已半年没打蜡，堆砌着杂志脏袜子和避孕套。当然，我只是这么想了想，我想着的时候已经睡着了。也许我本来就是做着梦想这些事情的。
3
早晨七点，老四来电话说，他到了唐山。我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怀疑我打算去接他的想法是否正确。后来我给西亚留了便条，说我出去一趟，早饭她自己吃好了。然后我打了辆出租。小镇离市区尚有七十里。司机是个新手，开车比蜗牛还慢。到了市里又接连碰到堵车和红灯。老四大概等得不耐烦，其间又打了七次电话。他说，朋友已开车返回大连。他说，他正在顺着北新道收费处往南走。他说，他很饿，昨天晚上他没吃饭，只喝了两瓶白兰地。最后他问：
“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多蜜蜂？刚才有个小伙子骑车经过，竟被蜜蜂蜇得连人带车栽倒在路上！天，我的天，”我听到他惊诧的喊叫声，“它们又来了！黑压压的……”
我见到老四时他正躲在一棵松树下。他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可笑：他的两只耳朵上分别裹着两条黄色塑料袋，一个公文包像朝鲜妇女顶着瓦罐那样技巧性地顶着，而两只手缩进了衬衣袖口：总之他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见到我时他眼睛里流泻出的惊恐之色尚未退却。这样他耳朵上戴着两只干瘪的塑料袋和我拥抱。这和我想象中的相逢场景驴唇不对马嘴。
“你们这里有很多养蜂场吗？”他说，“刚才飞过来一群黑云，近了才看清，原来是蜜蜂，没有十万只也有九万九。”他推了推眼镜。他以前的黑框眼镜换成了无框树脂眼镜，这让他的脸比多年前显得虚胖，“刚才有只小蜜蜂，竟然飞进了一个女孩的耳洞里，被卡住了，疼得那女孩又哭又叫，眼泪把脸上的妆都冲花了，我帮她取了出来。”为了证实他的话，他把我领到了一个垃圾箱旁边。我真的看到了许多蜜蜂的尸体，金灿灿铺了薄薄一层，有几只还在蠕动，“这是落帮的，被人用笤帚打死了。”接着他问，“我头上有疙瘩吗？有好几只刚才蜇到我了。”
我说没有。我留意到他的白色鳄鱼T恤浸着红色污渍，无疑是撒溅的红酒，他的皮鞋也没打油。我闻到他身上散发着女人的香水味儿。他好像并不是刚从监狱里出来。
我和他互相换烟抽。我想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感激，或者试图恢复到大学时代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这种念头和见到周虹时的念头完全不同。见到周虹时我已经认不出她了，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陌生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距离，我只朝她笑了笑。她黄色的寸头和灰褐色的套装让她仿佛是颗烈日下暴晒的核桃仁。像多年前打招呼的方式一样，她朝我挤挤眼睛：她的单眼皮已经拉成双眼皮，茂密的假睫毛把她的眼仁割成许多片幽暗的碎光。
“我没耽误你工作吧？今天好像是礼拜一，”老四问，“你有摩托车吗？”
我说有一辆，但去年出车祸时被撞得粉碎，就剩俩破轮胎和一个发动机了。
“你还会出车祸，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
“要是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