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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还是有一个大人混迹于战阵之间，那便是方子。他坐在田埂边的一个瓜棚里拉着二胡，于是孩子们的整个战斗过程都有音乐伴奏。
他不可能看不到眼前的激烈景象，却又为什么全然不理？
这个图像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黑漆般的大地，流星般的火光，潮水般的童声，幽灵般的男人，夜禽般的二胡……忽然二胡中断，只听茅棚那里传来他低沉的声音：“行了！”接着从脚步声听出他已经离开。
他好像把一种魔法施人了这两个字，轻轻一吐便使满田野亢奋的孩子刹那沉寂，悄悄退兵，各自回家。
第二天见到他，一脸寻常，似乎根本没有昨夜。
也许本不是他？但方圆几十里，还有谁能拉出这样好的二胡？这么一想，一身寒噤。
十三
第三个比较著名的“懒汉”叫越英，成天拖着鞋子走路，也不赤脚，也不把鞋子穿好。他父亲请前村一个老学究起一个好名字，老学究说，那就因地制宜，取“越国英才”的意思吧。越英自己觉得，这名字说起来酸里酸气，喊起来女里女气，很不满意，但不能改，因为父亲已被当地的土匪陈金木杀死，当时越英才十四岁。
他父亲那天在逍林南边的小路上挑豆荚，见迎面走来几个白纺绸衫的男人气色不同一般，就让在路边观看。其中一个男人冷笑一声说“看什么”，便拔枪一扬打中了他。这个男人，就是方圆几十里所有夜哭的小孩一听他的名字就会吓得不敢作声的匪首陈金木。
越英本来就没有娘，这下立即成了孤儿，两个年长本家凑钱叫他外出谋生，其实是送他到吴石岭南麓去拜一位山林武师学艺去了，目的不必明说，为父报仇。
没想到几年后共产党当政，快速搜剿乡间土匪，陈金木也被击毙。这消息传出的第二天，越英就回来了。他听村里孩子在唱现编的顺口溜“驳壳对驳壳，打死陈金木”（按我乡方言，“壳”和“木”是同韵）时，竟然没有高兴，这使大人们非常奇怪。只有两个老汉看出了他的心思：仇报了，但不是他报的。
他很想用学得的本领去擒杀陈金木的把兄弟，另一支土匪的首领王央央（这个“央”字只是谐音，究竟何字还须查考）。谁料不久又传来儿歌：“小枪对小枪，捉牢王央央。”他一下觉得目标失落，无所事事了。
乡间没有什么事情用得着他的那一点武艺，而既然学过了武艺，他对耕田、播种这些农活就看不上了。他没当成英雄却走上了末路。
十四
越英只有一项意想不到的本钱能贡献乡里，那就是用他的脚踩出来的腌菜特别鲜美。
说起来这事实在有点不洁，似乎是他脚上的某种真菌类型，正适合此间的菜，此间的盐，此间的气温和口味。反正每当腌莱季节，越英就成了，你拉我扯的重要人物。很多家庭腌菜不止一缸，每缸脚踩的时间又不能太短，他也确实有点排不过来。因此故意撒娇搭架子，百般拿捏。
“隔壁刚踩过，不用洗了！”这是他每次被一家子抢进门，都要说的话。这家早已端出一脚盆温水候着他，只等他洗完脚，好好踩。
“跨了泥堆过来，怎么能不洗？”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姑娘已经把他的脚按进脚盆，帮他洗了。
他还在叫：“毛巾太旧了，我用不惯！”其实他洗脸都用不上那么新的毛巾。
踩菜是有报酬的，不是钱，是粮食。好谷好米给得少，杂粮就多一点。越英就靠这个季节挣点粮食，总是要杂粮，最贱的是山薯干，一袋袋加起来可以糊口几个月。
让人惊奇的是，短短的腌菜季节过去，谁也不理越英了，连前几天给他洗过脚的姑娘都不正眼看他。他要在长久的冷遇中憋足气，只等下一个腌菜季节，作姿弄态地狠狠报复。
人们日常见到的他，总是在乡间泥路上拖拖沓沓。土匪已经消灭，家仇已经洗雪，腌菜已经封缸，他像无聊的名土，带着夕阳投下的影子，走进黑夜。
——就讲这三个“懒汉”吧，其他小的还不少，都不及他们有名堂。
十五
“懒汉”不是坏人，因此整治他们就得客客气气。他们每一个都有逗人之处，使得整治过程一直夹带着笑声。如果说，批判“恶婆婆”是为了解救乡间年轻女子，那么，这次整治“懒汉”是为了解救乡间年轻男子。然而，前者能找到“反封建”的理论名号，充满悲剧性；而后者却找不到理论名号，充满喜剧性。
世间女人和男人的事，大多是这样来瓜分悲剧和喜剧的么？
十六
整治“懒汉”的主要办法，是开一个个语气温和的“帮助会”。本来自土改之后，乡间开会就多，“懒汉”们历来最喜欢在开会过程中插科打诨、制造笑料，因此这次为整治他们而开会，他们一点也不怕。“看谁治谁呢”，他们心里一乐。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变得有点不妙。会上不是规劝，不是批评，更不是勒令劳动，而是帮助他们算账。一年要吃多少粮食？粗粮多少？细粮多少？这些粮食来自何处？年老的婶婶靠纺纱能贴补他多少？多病的舅舅靠打鱼能救济他多少？一年中饥饿的时间有多长？过冬时能穿的衣服有几件？
过几天还有会，讨论他究竟能干哪些农活，或者能做农活之外的哪些事情。更要命的是，终于讨论到了他的成家打算，那么多老婆婆、大婶大嫂一起与他盘算成家费用，而满屋还有那么多未婚的小伙和姑娘在笑眯眯地旁听……
这就是新政府“群众工作”的过人之处。人情人理之间，民众发动起来了，全村参与进去了，快速构成了一个荣辱分明的舆论结构，连再洒脱的人也不能不在乎。算了几回账，“懒汉”这个概念也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语。如果一开始就说他们是“懒汉”，他们一定抗拒，但是，会议间的用语是那么婉转：“大家要为懒汉找出路”、“懒汉也有可能变好汉”……是啊，懒汉、好汉一字之差，都是堂堂汉子，让他们叫去吧。
总之，才几个月，这批平时优哉游哉的活神仙，在精神上已经一败涂地。
十七
但是，在为他们找活儿干的时候大家都遇到了苦恼。他们能干什么活？村里能留给他们什么活？
就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使事情出现了整体转机。
在这里请允许我暂时停止叙述，加一段议论。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彻底否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我觉得有欠客观。世人皆知，近二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早期标志，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这无疑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但并不能由此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前些年我在北非、中东、中亚、南亚考察的时候对此更有感受。看着泥路边大片荒芜的田地和大批闲站着东张西望的贫困男子，同行的年轻伙伴问我：“他们为什么不弯下腰去干点活？”我说：“很难。这就是我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懒汉队伍，没想到在这里也泛滥成灾。”’ 弯下腰去干点活？怎么干？水源呢？种子呢？农具呢？肥料呢？技术呢？资金呢？运输呢？市场呢？近代以来，世事纷杂、人口膨胀，东亚的自耕农经济已经很难由小家小户来自给自足。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灌溉更是如此，这些国家往往还是在靠几十年前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灌溉系统。当时中国南方农村还比不上他们，经历过长期的太平天国、军阀混乱、抗日战争，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和瘟疫，一切都不可收拾。地方那么辽阔，文化那么落后，交通那么闭塞，该怎么寻找出路？不管我以当时小孩的眼光还是以今天成熟的眼光看去，都会觉得合作化运动是一个不错的权宜之计。
因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土地，就此可以找到一种简单的生产秩序。有了分工，有了调配，有了跨家跨户的渠道建设和农具购置，随之也有了让大家学习和实践每个生产环节的可能，连“懒汉”们也都有了适合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各家的孩子不必分头放羊割草了，因此也有了上学的可能——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