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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叫锦屏山。身体稍好时，我会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望乡台”，不知有何典故。山径空无一人，无处可问。
站在望乡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台湾很多老人，一直把这里当作遥望的对象。不久前，八十九岁的蒋介石先生病逝台湾，灵柩暂歇慈湖，只是因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异常安静，草树无风，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蛰居着的这座老楼，也默然颓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这个时间蛰居在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楼里呢？这些天他的游魂飘然返乡时也许曾一再地在这座老楼里停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云时代终于被岁月本身过滤，只剩下风烛残年的单纯。今天的我，正攀援在思乡老人的单纯里。
山下的食堂也尽量不去了，买一些最便宜的干粮充饥。发现半山有一处山溪清洌，散步时总带个杯子到那里喝个够。这是因为，看书一投入，连下山、上山的时间都舍不得了。
一天傍晚，听楼下有急促的敲门声，下去一看，见是史洁英大姐和那位本地画家王利华。他们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会不会波及浙江，这楼太老，万一来了地震难免坍塌，因此要我搬到他们所在的破庙中去住。“当然破庙也不安全，但毕竟只是底层，逃起来方便。”
因为完全不知相关情况，所以也没有犹豫的可能，立即听从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个网兜去破庙了。白天，还是到老楼看书。老大爷仍然每天来陪我。有一天他还提了一袋家产的水果到破庙来看我，算
是正式拜访，尽管我们在老楼天天见面。这是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生疏了的老一辈的礼数。
老大爷多次问我：“这么枯燥的书籍，你年纪轻轻怎么钻得进去？”
我说：“只要钻进去，里边就不枯燥了。”
确实，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只要人得其内，便能发现诸多门径。即使是称作“备要”的书籍，也要懂得区分其中的基元典籍和衍伸学说，然后明白何处专攻，何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览。以我的经验，寻找区分的界线，便是充满兴趣的一件事，因为基元和衍伸常常混杂，即便区分清楚了，又会发现基元之中还有基元，衍伸之外还有衍伸。这样阅读，一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现，自身的思维与古代的典籍相与斡旋，事半功倍。
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个时期，外面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大轴子戏”，正以特别怪异和凶险的方式一幕幕展开。所幸我在山间，什么也看不到。
终于，哐啷一声，天下一抖，所有的人都明白，事情要告一个段落了。
自从我从两个山民口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好像一个决定大家命运的重要人物去世了，便立即提起网兜离开了那座楼、那座山，为的是急着要看看，全家的命运是否会发生变化。
那天走得何其匆忙，下山时甚至没有抬起头来再看一眼这座留下了我关键“学历”的半山老楼。
我几乎是气喘吁吁地小跑着，下山、等车、找船，急急地赶回上海。我不知道今后将会遇到的，是更大的灾难，还是别的什么。对全家而言，我已经“失踪”太久。
后来才知道，半山老楼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前面，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等着我，等着中国。
第九章
隐秘的河湾
一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
二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摘？”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三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十九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十九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他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