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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首先，没地方吃饭。山下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长时间，因此只能几顿合成一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其次，找厕所也不容易，每天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点恐怖。
盛钟健老师当初设想，他为我找的地方即使万般不是，至少“有茶可喝，有书可读”。喝茶显然不可能，因为弄不到开水；但读书这一项，却超乎想象地满足了。
原因是，这老楼原来是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
二
这个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县图书馆，一九三O年改名为中正图书馆。
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这数字，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例如还远远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个人藏书最丰时的数量，但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的文化人怕这些图书毁于战火，一次次搬运到乡间躲藏，到抗战结束后运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册。
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当然不能保持原来的名字了，不久连“图书馆”这个名义也撤消了。事实上，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为主干的藏书，到了处处都在“破旧立新”的新时代，实在也不堪实用，几乎无人间津了。
幸好它长久无人问津，终于被人遗忘。否则，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红卫兵非得把这些书，连同这座楼，彻底烧个精光不可。当时连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怎么会让国民党总裁的图书馆成为漏网之鱼？
但它终究成了漏网之鱼，漏在锈迹斑斑的封闭中，漏在树遮草埋的半山里。 好像，专在等我。 那天，楼下朝东的那扇门被轻轻打开，很快又关上了。楼梯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我从门缝一看，一位清瘦的老者正慢步上楼。他走过我的门口，转个弯，继续上楼梯。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看来老大爷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怕突然间吓着了他，我故意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的大门口看下来，我随即给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在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老大爷算是一名保管员，过几天来查看一次。在当时，看管这些旧书的意义谁也说不出来，有关部门只是让一个古稀老人有点事做而已，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来看书，因此听我谈起这间屋里所藏的那几部书，他很兴奋。
一开始他随口介绍说；《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朱守梅在一九三O年捐献的。我说：“一九三O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立即走到书橱里翻动，然后告诉我：“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又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老大爷换了个书橱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说：“商务也有更新式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
就这么扯几句，老大爷说：“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它们也是可怜，抗战期间从这个村搬到那个村，躲来躲去，好不容易保存下来，却没有什么人来读过。蒋介石要蒋经国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哪里有空，只是来翻过几回，匆匆来，匆匆去。”
顺着这个话题，我提出了借阅的要求。老大爷一口答应，却只准我在这间屋子里阅读，连移下十级台阶，借到我的小房间里也不同意。他说，这是一九三O年就订下的规矩。我想，在这文化大革命的乱局中，他居然还在遵守一九三O年“中正图书馆”的规矩，既荒唐可笑，又让我尊敬。人世间总有一些不管时节、不识时务的人，正是他们对时间的漠视，留下了时间的一分尊严。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天天可以来。”他说。 “这多麻烦您啊。”我说。 “不麻烦。我平日没事，在家里、在这里一样。以前没人看书我不来。你来看，我陪着高兴。”他说。
以后，老大爷果然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书橱旁的一个架子上又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辞书，可以成为我的帮手。
三
正是那些密密层层的古籍，使得老楼离外面的世界更遥远了，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纯净。开始我以为这种纯净来自环境，一个月后觉得这种纯净来自文化，再过一个月又觉得这种纯净来自自己的生命了。
忘了在哪一天，我把几册线装本小心地装回函套，插上玉签，推过一边，再把我写的几页笔记拢齐，拿起来在桌上顿了顿，放下，轻轻地舒了口气，闭一会儿眼睛。突然，一个有趣的想法闪人脑际：我从小就听说吴石岭半山里藏着古书，一直等着哪一天能看到它们出土，现在我不正是全部得到了吗？也是半山，也是古书，只是换了一座山而已！
原来，“半山古书”不是一种秘藏，而是一种境遇。但是，既然从小听得，几成咒语，那么，我要万分珍视这个境遇。
我下楼爬坡，到一个高处向家乡遥望，希望能看到吴石岭。但是，浅褐色的岚气间山峰很多，我认不出哪一座是吴石岭，但那最高的一座，估计是吴石岭南边的栲栳山。
我目前在这个半山读到的古书，一定要比那个半山藏着的古书多得多。天下再神奇的传说，都比不过我们的人生玄机。或者说，传说是一种企盼，企盼中的结果总会落到企盼得最诚恳的人的眼前。
现在我有幸成了这个人，“半山古书”的洞口打开了。我似乎领悟到，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安排我拔离污浊，参与一种神秘的预习。将来的很多事情，会与这种预习有关，会与这些古书有关。
想到这里我有点惊慌。这片土地，还会有机会与古书有关么？
因此，山下的世界，又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
山下那个食堂门口有一个阅报栏。我走过时会习惯性地瞥一眼，瞥后又深觉后悔，好像目光的一端沾到了污秽，辜负了这半山清寂。从大字标题看，外面确实是在闹“批邓”了。阅报栏张贴的报纸中，有一份是上海的，有一份是杭州的，有一份是宁波的，大多数文章都离不开“批邓”，这比“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更让人反胃。“文革”初期除了我家这样备受欺凌的族群之外，很多人还闹不清这场革命会带来什么结果，边喊口号边观望；这么多年过去，只要略有良知的人都已看清是非曲直，再闹大批判已近似耍泼，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跟随呢？
这种忿懑和感叹，在这里只是从心头一闪而过，因为我的心思早已埋落在千年之前。但是有一天，我那一瞥似被冻住，不能不靠近阅报栏细看一番。一个我知道的笔名，“石一歌”，一个多所高校的联合教材编写组，居然也在写批邓文章了。
这种文章，无非是拼凑几句鲁迅的话来论述历史不能倒退。从阅报栏上看，现在似乎是全民都在这么做，但我内心还是很不舒服，猜测着那些教师们参与其事的原因。是不得已而奉命，还是有一两个人不甘寂寞？这一两个人是谁呢？金牙齿肯定是，另外还有谁？想了一阵，毫无头绪，也就让山风把种种想头吹走了。
我在山路上边走边想，脚下是飘落的树叶，踩上去软而无声。但是有几段山路未被树荫遮盖，飘落的树叶被阳光晒干了，一下脚便发出很响的嚓嚓声，阻断了四周的蝉鸣。
四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