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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4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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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首先,没地方吃饭。山下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长时间,因此只能几顿合成一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其次,找厕所也不容易,每天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点恐怖。 
  盛钟健老师当初设想,他为我找的地方即使万般不是,至少“有茶可喝,有书可读”。喝茶显然不可能,因为弄不到开水;但读书这一项,却超乎想象地满足了。 
  原因是,这老楼原来是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 
   
   二 
   
  这个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县图书馆,一九三O年改名为中正图书馆。 
  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这数字,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例如还远远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个人藏书最丰时的数量,但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的文化人怕这些图书毁于战火,一次次搬运到乡间躲藏,到抗战结束后运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册。 
  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当然不能保持原来的名字了,不久连“图书馆”这个名义也撤消了。事实上,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为主干的藏书,到了处处都在“破旧立新”的新时代,实在也不堪实用,几乎无人间津了。 
  幸好它长久无人问津,终于被人遗忘。否则,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红卫兵非得把这些书,连同这座楼,彻底烧个精光不可。当时连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怎么会让国民党总裁的图书馆成为漏网之鱼? 
  但它终究成了漏网之鱼,漏在锈迹斑斑的封闭中,漏在树遮草埋的半山里。 好像,专在等我。 那天,楼下朝东的那扇门被轻轻打开,很快又关上了。楼梯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我从门缝一看,一位清瘦的老者正慢步上楼。他走过我的门口,转个弯,继续上楼梯。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看来老大爷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怕突然间吓着了他,我故意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的大门口看下来,我随即给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在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老大爷算是一名保管员,过几天来查看一次。在当时,看管这些旧书的意义谁也说不出来,有关部门只是让一个古稀老人有点事做而已,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来看书,因此听我谈起这间屋里所藏的那几部书,他很兴奋。 
  一开始他随口介绍说;《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朱守梅在一九三O年捐献的。我说:“一九三O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立即走到书橱里翻动,然后告诉我:“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又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老大爷换了个书橱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说:“商务也有更新式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 
  就这么扯几句,老大爷说:“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它们也是可怜,抗战期间从这个村搬到那个村,躲来躲去,好不容易保存下来,却没有什么人来读过。蒋介石要蒋经国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哪里有空,只是来翻过几回,匆匆来,匆匆去。” 
  顺着这个话题,我提出了借阅的要求。老大爷一口答应,却只准我在这间屋子里阅读,连移下十级台阶,借到我的小房间里也不同意。他说,这是一九三O年就订下的规矩。我想,在这文化大革命的乱局中,他居然还在遵守一九三O年“中正图书馆”的规矩,既荒唐可笑,又让我尊敬。人世间总有一些不管时节、不识时务的人,正是他们对时间的漠视,留下了时间的一分尊严。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天天可以来。”他说。 “这多麻烦您啊。”我说。 “不麻烦。我平日没事,在家里、在这里一样。以前没人看书我不来。你来看,我陪着高兴。”他说。 
  以后,老大爷果然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书橱旁的一个架子上又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辞书,可以成为我的帮手。 
   
  三 
   
  正是那些密密层层的古籍,使得老楼离外面的世界更遥远了,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纯净。开始我以为这种纯净来自环境,一个月后觉得这种纯净来自文化,再过一个月又觉得这种纯净来自自己的生命了。 
  忘了在哪一天,我把几册线装本小心地装回函套,插上玉签,推过一边,再把我写的几页笔记拢齐,拿起来在桌上顿了顿,放下,轻轻地舒了口气,闭一会儿眼睛。突然,一个有趣的想法闪人脑际:我从小就听说吴石岭半山里藏着古书,一直等着哪一天能看到它们出土,现在我不正是全部得到了吗?也是半山,也是古书,只是换了一座山而已! 
  原来,“半山古书”不是一种秘藏,而是一种境遇。但是,既然从小听得,几成咒语,那么,我要万分珍视这个境遇。 
  我下楼爬坡,到一个高处向家乡遥望,希望能看到吴石岭。但是,浅褐色的岚气间山峰很多,我认不出哪一座是吴石岭,但那最高的一座,估计是吴石岭南边的栲栳山。 
   
  我目前在这个半山读到的古书,一定要比那个半山藏着的古书多得多。天下再神奇的传说,都比不过我们的人生玄机。或者说,传说是一种企盼,企盼中的结果总会落到企盼得最诚恳的人的眼前。 
  现在我有幸成了这个人,“半山古书”的洞口打开了。我似乎领悟到,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安排我拔离污浊,参与一种神秘的预习。将来的很多事情,会与这种预习有关,会与这些古书有关。 
  想到这里我有点惊慌。这片土地,还会有机会与古书有关么? 
  因此,山下的世界,又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 
  山下那个食堂门口有一个阅报栏。我走过时会习惯性地瞥一眼,瞥后又深觉后悔,好像目光的一端沾到了污秽,辜负了这半山清寂。从大字标题看,外面确实是在闹“批邓”了。阅报栏张贴的报纸中,有一份是上海的,有一份是杭州的,有一份是宁波的,大多数文章都离不开“批邓”,这比“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更让人反胃。“文革”初期除了我家这样备受欺凌的族群之外,很多人还闹不清这场革命会带来什么结果,边喊口号边观望;这么多年过去,只要略有良知的人都已看清是非曲直,再闹大批判已近似耍泼,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跟随呢? 
  这种忿懑和感叹,在这里只是从心头一闪而过,因为我的心思早已埋落在千年之前。但是有一天,我那一瞥似被冻住,不能不靠近阅报栏细看一番。一个我知道的笔名,“石一歌”,一个多所高校的联合教材编写组,居然也在写批邓文章了。 
  这种文章,无非是拼凑几句鲁迅的话来论述历史不能倒退。从阅报栏上看,现在似乎是全民都在这么做,但我内心还是很不舒服,猜测着那些教师们参与其事的原因。是不得已而奉命,还是有一两个人不甘寂寞?这一两个人是谁呢?金牙齿肯定是,另外还有谁?想了一阵,毫无头绪,也就让山风把种种想头吹走了。 
  我在山路上边走边想,脚下是飘落的树叶,踩上去软而无声。但是有几段山路未被树荫遮盖,飘落的树叶被阳光晒干了,一下脚便发出很响的嚓嚓声,阻断了四周的蝉鸣。 
   
  四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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