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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赶到复旦，在中文系办公室没有找到他。系里的工作人员说，他在学生宿舍几号楼还有一个小办公室。到了那个学生宿舍一打听，他的小办公室在楼梯下的小间里，可能原来是储藏室或清洁工人的休息处。一个系里的领导人愿意落脚于学生宿舍的前沿，我的印象很好。
他见到我很客气，一再叫我“小袁同志”。
我把爸爸的情况一说，他满脸同情。但当我说到爸爸还处于审查状态，单位没有同意转院和会诊，他的脸色变了。
等我说完，他笑了一下，说：“你说的一切我都听明白了，但这事你还是应该找自己所在的单位。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戏曲学院的？”
我说：“不，是戏剧学院。”
因时间紧迫，我来不及向他道谢，转身就走了。
十
当然是马上去戏剧学院。先在复旦门口乘一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再转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到静安寺，然后跑步到学院。到了革委会办公室，没什么人，一打听，工宣队回厂办学习班，军宣队回部队集训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回来。
我只能惊慌失措地去找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当时住在一个无水、无厕所的小阁楼上，听我一说他也急了。他说，他立即会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但他自己“文革”以来一再成为冲击对象，正准备调回浙江老家工作，在学院工宣队里只有一个朋友，姓王，可以拉上一起去看爸爸，但那人是最普通的工宣队员，不能代表单位说什么话。
盛老师把我送下楼梯时又说：“即使戏剧学院同意以单位名义去劝说人家会诊，人家一定不会理睬，因为这不是病人的本单位。要使劝说有效，还得找高一点的单位。我听复旦的同学说，现在你们这么多教材编写组都属于市里的写作组系统领导，你认识市里写作组的人吗？”
我说：“原来认识一个胡锡涛，但他已不在上海。只见过一位徐先生，在徐企平老师家一起吃过一顿饭，再也没有联系过。”
盛老师说：“可以问问你们教材编写组的小高，他也是我的同学。他可能认识那里的人多一点。”
那末，我还要向复旦大学赶去。仍然是奔跑到静安寺乘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再在虹口换一路有轨电车。
盛老师建议我去寻找的“写作组系统”，现在的读者一定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因此需要作一点说明。“文革”期间，中央的很多顶级领导机构都缩小形体叫成了“组”，例如“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等等，上行下效，各级党政部门都纷纷叫“组”了。上海市的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也变成了“农业组”、“工业组”、“政法组”、“商业组”、“财贸组”之类，其实都是市一级的局，或委员会。“写作组”与这些组并列，管辖权限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宣传部、教育卫生委员会、社会科学院、社联、文联、作协，十分庞大。这种行政结构很不正常，却是当时的现实。当然，不叫“宣传组”、“文教组”而叫“写作组”也可能有一点纪念的意思，因为它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人恰恰参加过“文革”初期那个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写作组。后人很容易把这两个“写作组”搞混淆了，把一个很大的行政管理系统错当成了一个写文章的小组，这就闹了笑话。
我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见到的胡锡涛先生，便是“文革”初期那个写作组的成员，徐企平老师想通过他来救我的父亲，没有成功。现在盛钟健老师建议我去寻找“写作组系统”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际上是去寻找当时既管得了高校，也管得了医院的领导部门。我们在复旦的教材编写组当然也属于这个部门管辖，但我怎么能找到其中有权力向医院发话的人呢？
爸爸已经非常危急，而我现在去复旦，只是去找一个有可能认识那个领导部门的某个人的人！即便通过小高找到了“某个人”，他有没有可能通达有权向医院发话的人？那个人又会不会发话？
根据这两天的经验，我知道几乎不会有希望。
因此，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我感到非常辛酸，心想爸爸真要死了吗？整整六年，他天天等待，不是等待洗刷诬陷，只想等待一个稍稍宽容的说法，譬如，说他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不影响子女的前途，这就够了。但死亡已临，他没有等到。
十一
到复旦后便向学生宿舍飞奔，到编写组一看，幸好，小高还在。我把情况一说，他便同情地摇头，“写作组根本不会管这种事，他们怕麻烦。”
我说：“这对我家，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一位老师家里，曾和写作组一位姓徐的先生一起吃过饭，他会有印象。我现在如果求他，他会不会帮忙？”
小高说：“他啊，我想不会。”说完笑笑。
我对小高说，能不能告诉我徐先生所在办公室的电话。小高爽快地说：“可以，我翻翻看。”
他在通讯录上找到了那个号码，我打过去，徐先生不在，接电话的是姚先生。我也不管了，逮住姚先生就把爸爸的情况说了一通，表示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在焦急地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想到对方是一个陌生人，不禁悲从中来。姚先生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有异，就不断重复地说：“坚强些，坚强些，你坚强些……”
虽然毫无用处，但“坚强些”三个字还是提醒了我。我不想让房间里的各校教师看到我流泪，搁下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身来，快速地用手帕擦了一下，装着在想什么问题，低着头平平心气，然后再回头。一回头就看到大家都看着我，刚才我在电话里述说的内容和声调，他们都听到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通过哪个单位去恳求会诊，这个办法太缠绕，也没有实效。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危急，不如自己找医生。
我说，爸爸是急性传染病，不允许自己出来找医生；不经过医院同意，其他医生也进不去。
后来不知谁说了句：“拿出你爸爸的病历来，找胡寄南先生！”
十二
胡寄南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师，兼通医学，是一位业余的现代儒医。据说有些绝招，经常半夜里被接到机场，到北京为领导人看病。
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已经很老，瘦瘦的，裹着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坐在别人的脚踏车后架上，疾驰而过。
我想，他那件崭新的军大衣一定是看好了某个军队首长的病之后所得到的报酬，此刻疾驰而过，一定是哪个系又有了危急病人。
后来我又看到过两次，同样是军大衣、脚踏车，同样是疾驰而过。
我说，爸爸的病历可能拿不到。大家说，其实胡寄南先生也不在乎病历，只在乎自己按脉。现在既然病人出不来，你就把病情说清楚，请他开个方子。
在我们认识的人中，与胡寄南先生关系最好的可能是吴欢章先生。吴欢章先生原来是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副组长，但不久前已经离开，去管外国留学生的工作了。
事不宜迟，我问清了吴欢章先生家的地址，立即冲了出去。
敲开门，吴欢章先生见是我，真诚地表示欢迎。但是，就在几秒钟时间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因为他发现了我脸上的表情。
一种无从掩饰的悲痛和焦灼，能够立即被一双善良的眼睛感受到。吴欢章先生跨前一步握住我的双臂，急促地问：“小余，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完，他拉我坐下，一边说着“别急”，一边却着急地搓着手，想对我作一点什么安慰。
他想起了什么，走到一个极小的厨房里去了。这时我才匆忙地打量了一下，发现他只有一间房子，书房和卧室合在一起，壁上有满满的书架。他端着一个小碗出来了，里边盛了大半碗桂圆汤，这当然是他的妻子慧娟为他燉的。“只剩下这一些了，你喝了吧，别急，别急，我马上带你去找胡寄南先生。”
我把那半碗桂圆汤一饮而尽，然后就跟他出了门。
胡寄南先生的家比吴欢章先生的家宽敞多了，看得出来，他们确实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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