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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这连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
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七
那天回家，只有外公一个人在，他一见面就告诉我，姨妈和益胜昨天又来了，约我赶紧去他们家一次，商量点事。
“大概什么事？”我问。
“好像是益胜找对象的事，母子意见不合，找你评理。”外公说。
“妈妈去哪里了？”我问。
外公这才着急地告诉我：“啊呀你看我，忘了正事。你爸爸在单位的隔离室里生了病，她去看了。”
我想，干脆先到姨妈家去，快点谈完，然后顺道去看爸爸。爸爸历来病病歪歪，我不太在意。
到姨妈家，他们两人都在，见到我非常高兴。姨妈给我倒了一杯茶，端出一盘瓜子，看了益胜哥一眼，就先发制人：“秋雨，你们是兄弟，你又是大学生，评评理……”
一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益胜哥的面听他的恋爱私事，但当我看到他投向我的诚恳求援目光，就认真听下去了。
原来，益胜哥对姨妈张罗介绍的一个个“对象”都避而不见，全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人，而姨妈，却死活也不能接受这个人。姨妈不接受的第一个理由，是那位女子以前结过婚；第二个理由，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只是一般的小裁缝。“她就住在对面，只隔了一条小弄堂，前后左右邻居都知道，叫我怎么做人！”姨妈说。
我看了一眼益胜哥，等他反驳。他只说：“妈说的都对，但人家人好。”
我的立场立即无保留地站到了益胜哥一边。
立场一明确，心态也轻松了，我开起了益胜哥的玩笑：“只隔了一条小弄堂，窗对窗眉目传情吧？”
益胜哥老实地说：“还隔着好几家。”
姨妈说：“狐狸精自己招人，故意在窗口伸头。”
益胜哥说：“怎么是狐狸精？人家是正派人。”
我还是对益胜哥开玩笑：“怪不得你的衣服穿得越来越有派头了，以后请嫂子为我做一套……”
“秋雨！”姨妈小声阻止。
我转向姨妈，态度恭敬地说了一段话：“姨妈，你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到江苏太仓劳动过吗？前些天我又去了一次，见到一对小夫妻，也是对着窗认识的，女的也是小裁缝……”
姨妈很警惕：“是你编的吧？”
我只管讲下去：“其实那女的原先不是裁缝，是当地的一个锡剧演员，可漂亮了。一天她洗澡没拉好窗帘，发现对窗有一个男子在偷看，就惊叫一声。结果是，叫声惊动了她的丈夫，对窗的男子是一个小学教师，立即被批斗。当地也在搞‘文革’，找不到敌人，正好把他说成是坏分子，站在街边示众。”
在房舍狭窄的中国小镇，这种故事很寻常，我曾看到一位老作家还拿这样的故事写过小说，但我当时给姨妈和益胜哥讲的是真事。
“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她自己没有拉好窗帘。”姨妈总是站在女方的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后头。”我说，“她觉得对不起这位小学老师，自己一声惊叫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就天天到造反派那里去说情，说是自己不好，没拉窗帘。造反派说，没拉窗帘也不能偷看，还是坏分子。她丈夫与造反派的观点基本一样，于是夫妻间就激烈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她天天为那个被示众的小学教师送水、打扇，成了镇子里的一大景观，远近村庄也来围观。她丈夫觉得丢人现眼，一次次来打闹拉拽，结果只得离婚。”
“她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益胜哥说。
我说：“他们和你想的一样。结婚前，她去与造反派论理，说这下他不算坏分子了吧？哪有偷看妻子洗澡成为坏分子的？造反派说：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因此还是坏分子。”
“这就好笑了，她结婚后还成了坏分子家属？”益胜哥问。
“是啊，”我说，“按照当地绕来绕去的土俗说法，她的身份全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姨妈一听也笑了。
我继续说：“结婚前，剧团的领导找她谈话，说剧团正在精简裁员，你成了坏分子家属就很难留得住了，现在还来得及中止。她回答说，不能中止，裁吧。一裁，她自己倒是去做裁缝了。”
“真的也是裁缝？”益胜哥惊喜。
我点点头，说：“几次看到这对夫妻同出同人的背影，心想，我那在安徽自杀的叔叔如果当初遇到这么一个女朋友就好了。”
说到叔叔，姨妈也叹息了，“是啊，身边有一只女人的手撑着，怎么也倒不下来。”
“他们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吗？”益胜哥问。
“谁也没说摘过。但是现在好笑的不是他们，倒是那顶帽子了。他们戴着帽子漂漂亮亮走一路，连那帽子也成了装点。”我说。
益胜哥点头。他突然转向姨妈，说：“人家不单是裁缝，也离过婚！”
姨妈不知如何回答，目光疑惑地看我一眼，知道她今天讨来的救兵帮了倒忙。但我看得出来，她也有点被我说服。
趁这个当口，我急忙告别，说爸爸生病了。
姨妈、益胜哥怪我不早说，还关照，有什么要帮忙，叫他们。
八
赶到爸爸单位，说爸爸已送医院。
赶到医院，说爸爸已送重危病房。
赶到重危病房，不能进去。到护士办公室，正见到妈妈神色慌张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好几张病危通知。
原来爸爸早就患有糖尿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天没日没夜的折磨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集中精力关注着自己的政治灾难，没有太在意病情，这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都能理解的。好像突然间谁也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了就是“活命哲学”，像叛徒、汉奸一样可耻。
人的身体在灾难中最经打熬，他居然都一次次硬挺过来了。后来不断地关关放放，像是在与他的生命底线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我几次回家见到床边有酒精灯、试管等最简陋的化验设备，妈妈说，爸爸每次回来都要在自己的尿液中测试胰岛素，他的血糖指数实在太高。
这次，他又突然并发急性肝炎。医生说，这两种
病正好矛盾，无法治疗。
妈妈不相信糖尿病加肝炎就是死亡，刚才请一位护士带领，去找了医院领导，询问能不能再转个医院试试，或者找别的医院的医生来会诊。
医院的领导说，转院和会诊都需要所在单位批准。医院已与爸爸单位联系过，单位说爸爸是审查对象，近期内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又说，如果医院自己愿意转院和会诊，并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单位也不反对。医院说，单位这样说，就是婉转地表示反对，医院毫无办法。
接待妈妈的那位医院领导人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听说刘少奇最后也死于糖尿病和肝炎并发。”这句话说得很残酷，妈妈听了不知所措。
我搀着妈妈回家，路上听妈妈反复讲着一句话：“刘少奇的家属全被关起来了，没办法。我们还没有关，死马当作活马医，分头活动！”
九
什么单位能够说服爸爸的单位和医院呢？我突然想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宣队领导，一位态度和气的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姓，还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他聊过天。他也许能够帮我一把，给我爸爸的单位或医院打个电话，发一封盖有公章的短信，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