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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癞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听有点懵,嘴里嘀咕着:“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这连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但他却收住了干笑,冲着夏志明说:“这些问题,不是你想得出来的。”然后快速地扫了我一眼,气鼓鼓地走了。
我当时没有预感,他会用多长的时间来报复我,只感到,连这种恶作剧也是无聊。
哪儿都无聊,怎么都无聊,因此,只想天天回家与外公聊天。
七
那天回家,只有外公一个人在,他一见面就告诉我,姨妈和益胜昨天又来了,约我赶紧去他们家一次,商量点事。
“大概什么事?”我问。
“好像是益胜找对象的事,母子意见不合,找你评理。”外公说。
“妈妈去哪里了?”我问。
外公这才着急地告诉我:“啊呀你看我,忘了正事。你爸爸在单位的隔离室里生了病,她去看了。”
我想,干脆先到姨妈家去,快点谈完,然后顺道去看爸爸。爸爸历来病病歪歪,我不太在意。
到姨妈家,他们两人都在,见到我非常高兴。姨妈给我倒了一杯茶,端出一盘瓜子,看了益胜哥一眼,就先发制人:“秋雨,你们是兄弟,你又是大学生,评评理……”
一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当着益胜哥的面听他的恋爱私事,但当我看到他投向我的诚恳求援目光,就认真听下去了。
原来,益胜哥对姨妈张罗介绍的一个个“对象”都避而不见,全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人,而姨妈,却死活也不能接受这个人。姨妈不接受的第一个理由,是那位女子以前结过婚;第二个理由,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只是一般的小裁缝。“她就住在对面,只隔了一条小弄堂,前后左右邻居都知道,叫我怎么做人!”姨妈说。
我看了一眼益胜哥,等他反驳。他只说:“妈说的都对,但人家人好。”
我的立场立即无保留地站到了益胜哥一边。
立场一明确,心态也轻松了,我开起了益胜哥的玩笑:“只隔了一条小弄堂,窗对窗眉目传情吧?”
益胜哥老实地说:“还隔着好几家。”
姨妈说:“狐狸精自己招人,故意在窗口伸头。”
益胜哥说:“怎么是狐狸精?人家是正派人。”
我还是对益胜哥开玩笑:“怪不得你的衣服穿得越来越有派头了,以后请嫂子为我做一套……”
“秋雨!”姨妈小声阻止。
我转向姨妈,态度恭敬地说了一段话:“姨妈,你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到江苏太仓劳动过吗?前些天我又去了一次,见到一对小夫妻,也是对着窗认识的,女的也是小裁缝……”
姨妈很警惕:“是你编的吧?”
我只管讲下去:“其实那女的原先不是裁缝,是当地的一个锡剧演员,可漂亮了。一天她洗澡没拉好窗帘,发现对窗有一个男子在偷看,就惊叫一声。结果是,叫声惊动了她的丈夫,对窗的男子是一个小学教师,立即被批斗。当地也在搞‘文革’,找不到敌人,正好把他说成是坏分子,站在街边示众。”
在房舍狭窄的中国小镇,这种故事很寻常,我曾看到一位老作家还拿这样的故事写过小说,但我当时给姨妈和益胜哥讲的是真事。
“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她自己没有拉好窗帘。”姨妈总是站在女方的对立面。
“有意思的是后头。”我说,“她觉得对不起这位小学老师,自己一声惊叫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就天天到造反派那里去说情,说是自己不好,没拉窗帘。造反派说,没拉窗帘也不能偷看,还是坏分子。她丈夫与造反派的观点基本一样,于是夫妻间就激烈争吵起来。争吵的结果是,她天天为那个被示众的小学教师送水、打扇,成了镇子里的一大景观,远近村庄也来围观。她丈夫觉得丢人现眼,一次次来打闹拉拽,结果只得离婚。”
“她应该与小学教师结婚!”益胜哥说。
我说:“他们和你想的一样。结婚前,她去与造反派论理,说这下他不算坏分子了吧?哪有偷看妻子洗澡成为坏分子的?造反派说:那时你们还没有结婚,因此还是坏分子。”
“这就好笑了,她结婚后还成了坏分子家属?”益胜哥问。
“是啊,”我说,“按照当地绕来绕去的土俗说法,她的身份全称是:一个偷看过老婆洗澡的坏分子的臭老婆。”
姨妈一听也笑了。
我继续说:“结婚前,剧团的领导找她谈话,说剧团正在精简裁员,你成了坏分子家属就很难留得住了,现在还来得及中止。她回答说,不能中止,裁吧。一裁,她自己倒是去做裁缝了。”
“真的也是裁缝?”益胜哥惊喜。
我点点头,说:“几次看到这对夫妻同出同人的背影,心想,我那在安徽自杀的叔叔如果当初遇到这么一个女朋友就好了。”
说到叔叔,姨妈也叹息了,“是啊,身边有一只女人的手撑着,怎么也倒不下来。”
“他们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吗?”益胜哥问。
“谁也没说摘过。但是现在好笑的不是他们,倒是那顶帽子了。他们戴着帽子漂漂亮亮走一路,连那帽子也成了装点。”我说。
益胜哥点头。他突然转向姨妈,说:“人家不单是裁缝,也离过婚!”
姨妈不知如何回答,目光疑惑地看我一眼,知道她今天讨来的救兵帮了倒忙。但我看得出来,她也有点被我说服。
趁这个当口,我急忙告别,说爸爸生病了。
姨妈、益胜哥怪我不早说,还关照,有什么要帮忙,叫他们。
八
赶到爸爸单位,说爸爸已送医院。
赶到医院,说爸爸已送重危病房。
赶到重危病房,不能进去。到护士办公室,正见到妈妈神色慌张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好几张病危通知。
原来爸爸早就患有糖尿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天没日没夜的折磨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集中精力关注着自己的政治灾难,没有太在意病情,这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都能理解的。好像突然间谁也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了就是“活命哲学”,像叛徒、汉奸一样可耻。
人的身体在灾难中最经打熬,他居然都一次次硬挺过来了。后来不断地关关放放,像是在与他的生命底线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我几次回家见到床边有酒精灯、试管等最简陋的化验设备,妈妈说,爸爸每次回来都要在自己的尿液中测试胰岛素,他的血糖指数实在太高。
这次,他又突然并发急性肝炎。医生说,这两种
病正好矛盾,无法治疗。
妈妈不相信糖尿病加肝炎就是死亡,刚才请一位护士带领,去找了医院领导,询问能不能再转个医院试试,或者找别的医院的医生来会诊。
医院的领导说,转院和会诊都需要所在单位批准。医院已与爸爸单位联系过,单位说爸爸是审查对象,近期内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又说,如果医院自己愿意转院和会诊,并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单位也不反对。医院说,单位这样说,就是婉转地表示反对,医院毫无办法。
接待妈妈的那位医院领导人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听说刘少奇最后也死于糖尿病和肝炎并发。”这句话说得很残酷,妈妈听了不知所措。
我搀着妈妈回家,路上听妈妈反复讲着一句话:“刘少奇的家属全被关起来了,没办法。我们还没有关,死马当作活马医,分头活动!”
九
什么单位能够说服爸爸的单位和医院呢?我突然想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宣队领导,一位态度和气的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姓,还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他聊过天。他也许能够帮我一把,给我爸爸的单位或医院打个电话,发一封盖有公章的短信,劝他�